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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过：“茫茫九州缩于一张舆图”。

一张古旧地图中所蕴藏的丰富信息，足以让人们按图索骥追寻那个年代的城市面貌和市井生活。

《温州古旧地图集》中那一张张地图，就如一根线，串起散落在漫漫长河中的历史，书写着温州的千年文明。 ——题记

汇集海内外172种古旧地图

为研究温州提供重要资料

翻开大8开的《温州古旧地图集》，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从世界各地寻访到的172种与温州相关的古舆图与近代地图，根据传存特点与地方特色，分为温州府图组、海防图组、温州城图组、分县图组、山水名胜图组5个图组，大体展现了传世温州古旧地图的全貌。

2011年，日本京都大学人类环境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钟翀先生受《温州通史》主编吴松弟先生之邀，着手编著《温州古旧地图集》。他花了3年时间，对海内外现存温州古旧地图进行较为全面地专题调查，收集了温州本地各区县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博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等主要藏图机构以及日本、美国等海外公私所藏的多种温州古旧地图图像资料，将之汇编成册。

为了呼应“古旧”这个主题，钟翀独具匠心地选取了收入该书的《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中的“温州古旧地图集”字样，作为书名字体。钟翀说，该图选自北宋税安礼所作《历代地理指掌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而宋刻原本仅存于日本东洋文库，故刻本字十分珍贵。

为何宋代之前的地图没有收录？“有可能是宋代之前地图科学并不发达，也有可能是年代太久远，因此无法保留下来。”钟翀说，由于政权更迭、地图更新等原因，历代传存的老地图存在分散、稀少等问题，难以寻觅。即使是宋代，也仅搜到一张标有温州字样的省际地图。

回顾这一路，钟翀也留有遗憾：虽然该书汇集了诸多海内外现存的温州古旧地图，但仍有部分珍贵的地图资料未能编入此书。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古代绘画中具有写实的甚至实测性质的温州古图。如元代宫廷绘画大师、温州人王振鹏于至治三年(1323)所作的《江山胜览图》；温州的近现代地形图与地籍图；早期外国人所绘的中国地图册与多地珍藏的明清《海防图》、《沿海图》手卷中有关温州的资料；现存本地明清谱牒中的村落图、居址图、风水图等。

作为一种图像文献，该书的出版有何意义？钟翀在序中表示，古旧地图不仅是解读温州区域地理变迁、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而且它所显示的史地元素与人文信息，以及测绘、印刷等地图文化与科技文化，乃至近代以来渐至发达的庶民文化等丰富内涵，也大量辐射到其他学科领域，为研究温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多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温州市社科联调研员洪振宁认为，这部书籍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世界各地的温州古旧地图汇编到一起，为专家学者与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份查对旧址、探索历史的资料。

学会“望闻问切”

读“活”古旧地图

地图对普通大众而言，是一个工具。通常人们借用地图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便发挥了它的价值。但是，钟翀却喜欢探寻地图背后的东西——地图制作于什么年代？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作者想传递什么信息？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对他而言，解读这些问号，才算真正把地图读“活”了，才能触摸到历史的脉络。

“一张地图就是一部历史。”钟翀笑言，这些古旧地图并不是沉寂无声的图，它们在方寸之间，向人们传递不同时代的特点。

明中期以后，府县一级的方志编修进入高潮。目前流传下来的万历《温州府志》和几种较早版本的县志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府境、县域，甚至府城、县城的方志地图。这些地图中勾画着山水素描，与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才是明代方志地图最吸引人的。”钟翀娓娓道来，明代中国山水画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许多地图由画师绘制。因此，地图多为平、立面相结合，且有山有水，这与当时盛行的山水画密不可分。

清朝军事关系较为复杂。前有清廷与明郑的持续紧张，后有西洋列强的觊觎与叩关。因此，海防图是清代地图一大特色。钟翀以《浙江温州府海防营汛图》为例，指出绘者有意于卫所、城寨、烽堠等海防设施的表现，还有海防冲要、军额配置及相关战事等的注记，反映出当时局势的紧张。

“历史和地图是一脉相连的。”钟翀在搜寻地图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年代不详的图。判断地图所属年代，需要参照历史。

最初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温州府属全境二十里方图》时，钟翀在注解中找不到任何年代的信息。根据图幅及图式，钟翀发现该图与清光绪二十年刊《温州府总图》高度一致，故推测它是以清光绪二十年图为底图绘制而成。然而，图上瓯江等河流及沿海地区用墨线勾绘了河谷平原及沿海平原，并以不同色块准确区分平原与山地，而营汛、道路等标注则更为详确，由此推断该图绘制于光绪二十年之后。

“鉴定地图年代，就像中医治病一样，要‘望闻问切’。”钟翀说，“望”就是看图标，文字通常会表明年代；“闻”就是闻味道，油墨、木刻等气味能传达地图制作的年代；“问”就是找资料，向收藏人询问地图的流传历史；“切”就是深入到那个社会，想象绘制者的用意。

不少孤品为温州人所作

在地图学史上极具价值

在这本地图集中，有许多地图仅有一件存世，堪称孤品，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这其中有不少为温州本地人所制。

在温州城图组中，记者发现了一张色调淡雅、标注详尽的《温州府城图》。“越早的地图越是珍稀。”钟翀告诉记者，这是来自瓯海关贸易报告书内的折页地图，估计为本地画师所作，目前为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它详细表现了1877年温州开港之初的城市面貌，是极为难得的近代早期城市地图珍品。

在这张手绘地图上，城中的衙署、祠庙以黑线描红框定范围，山形以皴笔表现，城门、牌坊与部分衙署、祠庙及树木用形象绘法表现，街巷、水道、桥梁等均以平面图或符号表现，另用汉字“屋”“行”“店”“田”对相应地物作符号化处理。图中的瓯海关、大英公所、大英圣人耶稣教堂、美益洋行等记载则反映了开港初温州近代化的历史。

最为传奇的是，这本书曾于民国二十六年被日本侵略者劫去。在抗战胜利后，从东京收回。

在温州市图书馆，钟翀还发现了民国《平阳县志》所载《全县地图及各分图》。它是近代浙江方志名作，也是温州各县方志之中最早的乡镇区分地图，温州本地人参与绘制。

“看到第一眼，感觉特别兴奋。”钟翀说，这套地图根据实测大比例尺地形图编绘，它收录了1：20万的总图1幅、1：5万的乡图11幅、1：5000的平阳县城及金乡城图各1幅，精确表现了民国初期平阳县的地形高程、城乡聚落、交通水系、土地利用、行政区划等各方面的状况。

难得的是，这套地图是以《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为底图绘制而成。从绘制手法看出，当时地图测绘正处于清《会典图》与1921年开展的标准化地形测绘之间，具有历史性意义。

“温州其实很早就有本地人制作实测地图，水平之高，在中国地图史上实属罕见。”钟翀感叹，绘制地图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温州人制图的精确度和严谨性，充分体现了温州人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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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历代珍贵地图展示了温州城市的变迁和历史前进的脚步。昨日上午，《温州通史》“专题史丛刊”第一部《温州古旧地图集》首发，该书汇集了172种200余幅与温州相关的古舆图与近代地图，由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钟翀历时3年整理编撰而成。

温州城的悠久历史为今人留下许多珍贵的古舆图和近代地图资料，但由于政权更迭、地图更新等原因，历代传存的温州地图极为分散、稀少，目前已成为十分珍贵的文献史料。本书汇集的200余幅地图时间上起于宋而迄于1949年，时代上跨越宋、元、明、清、民国，是编者经3年时间从温州本地各区县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博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国内知名图书馆，还有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与日、美等处公私所藏中收集而得。

本书在内容上根据该地古旧地图的传存特点与地方特色，分为温州府图、海防图、温州城图、分县图、山水名胜图等5个图组，其中，有不少地图为首次公开。如一张出自于瓯海关贸易报告1877年的《温州府城图》，该图现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图中保留了1876年秋温州开港之初的城市面貌，原图可能是温州当地所制彩绘本，至今未见流传。

据编者钟翀副教授介绍，作为一种重要的图像文献，古旧地图不仅是解读温州区域地理变迁、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而且其中传递出的史地元素与人文文化，以及测绘、印刷等地图文化与科技文化等，更是后人研究温州文化历史多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据了解，我市自2011年3月份开始启动《温州通史》编纂工作。该项目被定格为高质量、有特色的学术课题，聘请了温籍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吴松弟教授担任主编，邀请国内外学者与温州地方史研究者共同参与。《通史》全书计划分导论卷、先秦卷、两汉吴晋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卷、清卷、民国卷等8卷，同时还将编写30个专题史。除《温州古旧地图集》这一专题史外，《温州曲艺史》《温州政区与地方政治》《近代温州交通史》《温州医学史》《温州海上交通史》《温州方言史》《温州古代戏曲史》等其他各专题史已经陆续交稿，全部30个专题史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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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过：“茫茫九州缩于一张舆图”。

一张古旧地图中所蕴藏的丰富信息，足以让人们按图索骥追寻那个年代的城市面貌和市井生活。

《温州古旧地图集》中那一张张地图，就如一根线，串起散落在漫漫长河中的历史，书写着温州的千年文明。 ——题记

汇集海内外172种古旧地图

为研究温州提供重要资料

翻开大8开的《温州古旧地图集》，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从世界各地寻访到的172种与温州相关的古舆图与近代地图，根据传存特点与地方特色，分为温州府图组、海防图组、温州城图组、分县图组、山水名胜图组5个图组，大体展现了传世温州古旧地图的全貌。

2011年，日本京都大学人类环境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钟翀先生受《温州通史》主编吴松弟先生之邀，着手编著《温州古旧地图集》。他花了3年时间，对海内外现存温州古旧地图进行较为全面地专题调查，收集了温州本地各区县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博机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等主要藏图机构以及日本、美国等海外公私所藏的多种温州古旧地图图像资料，将之汇编成册。

为了呼应“古旧”这个主题，钟翀独具匠心地选取了收入该书的《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中的“温州古旧地图集”字样，作为书名字体。钟翀说，该图选自北宋税安礼所作《历代地理指掌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地图集。而宋刻原本仅存于日本东洋文库，故刻本字十分珍贵。

为何宋代之前的地图没有收录？“有可能是宋代之前地图科学并不发达，也有可能是年代太久远，因此无法保留下来。”钟翀说，由于政权更迭、地图更新等原因，历代传存的老地图存在分散、稀少等问题，难以寻觅。即使是宋代，也仅搜到一张标有温州字样的省际地图。

回顾这一路，钟翀也留有遗憾：虽然该书汇集了诸多海内外现存的温州古旧地图，但仍有部分珍贵的地图资料未能编入此书。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类：古代绘画中具有写实的甚至实测性质的温州古图。如元代宫廷绘画大师、温州人王振鹏于至治三年(1323)所作的《江山胜览图》；温州的近现代地形图与地籍图；早期外国人所绘的中国地图册与多地珍藏的明清《海防图》、《沿海图》手卷中有关温州的资料；现存本地明清谱牒中的村落图、居址图、风水图等。

作为一种图像文献，该书的出版有何意义？钟翀在序中表示，古旧地图不仅是解读温州区域地理变迁、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化的第一手基础资料，而且它所显示的史地元素与人文信息，以及测绘、印刷等地图文化与科技文化，乃至近代以来渐至发达的庶民文化等丰富内涵，也大量辐射到其他学科领域，为研究温州历史文化提供了多元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温州市社科联调研员洪振宁认为，这部书籍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世界各地的温州古旧地图汇编到一起，为专家学者与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份查对旧址、探索历史的资料。

学会“望闻问切”

读“活”古旧地图

地图对普通大众而言，是一个工具。通常人们借用地图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便发挥了它的价值。但是，钟翀却喜欢探寻地图背后的东西——地图制作于什么年代？所处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作者想传递什么信息？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对他而言，解读这些问号，才算真正把地图读“活”了，才能触摸到历史的脉络。

“一张地图就是一部历史。”钟翀笑言，这些古旧地图并不是沉寂无声的图，它们在方寸之间，向人们传递不同时代的特点。

明中期以后，府县一级的方志编修进入高潮。目前流传下来的万历《温州府志》和几种较早版本的县志中，出现了一些关于府境、县域，甚至府城、县城的方志地图。这些地图中勾画着山水素描，与山水画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才是明代方志地图最吸引人的。”钟翀娓娓道来，明代中国山水画发展进入鼎盛时期，许多地图由画师绘制。因此，地图多为平、立面相结合，且有山有水，这与当时盛行的山水画密不可分。

清朝军事关系较为复杂。前有清廷与明郑的持续紧张，后有西洋列强的觊觎与叩关。因此，海防图是清代地图一大特色。钟翀以《浙江温州府海防营汛图》为例，指出绘者有意于卫所、城寨、烽堠等海防设施的表现，还有海防冲要、军额配置及相关战事等的注记，反映出当时局势的紧张。

“历史和地图是一脉相连的。”钟翀在搜寻地图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年代不详的图。判断地图所属年代，需要参照历史。

最初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见到《温州府属全境二十里方图》时，钟翀在注解中找不到任何年代的信息。根据图幅及图式，钟翀发现该图与清光绪二十年刊《温州府总图》高度一致，故推测它是以清光绪二十年图为底图绘制而成。然而，图上瓯江等河流及沿海地区用墨线勾绘了河谷平原及沿海平原，并以不同色块准确区分平原与山地，而营汛、道路等标注则更为详确，由此推断该图绘制于光绪二十年之后。

“鉴定地图年代，就像中医治病一样，要‘望闻问切’。”钟翀说，“望”就是看图标，文字通常会表明年代；“闻”就是闻味道，油墨、木刻等气味能传达地图制作的年代；“问”就是找资料，向收藏人询问地图的流传历史；“切”就是深入到那个社会，想象绘制者的用意。

不少孤品为温州人所作

在地图学史上极具价值

在这本地图集中，有许多地图仅有一件存世，堪称孤品，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这其中有不少为温州本地人所制。

在温州城图组中，记者发现了一张色调淡雅、标注详尽的《温州府城图》。“越早的地图越是珍稀。”钟翀告诉记者，这是来自瓯海关贸易报告书内的折页地图，估计为本地画师所作，目前为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它详细表现了1877年温州开港之初的城市面貌，是极为难得的近代早期城市地图珍品。

在这张手绘地图上，城中的衙署、祠庙以黑线描红框定范围，山形以皴笔表现，城门、牌坊与部分衙署、祠庙及树木用形象绘法表现，街巷、水道、桥梁等均以平面图或符号表现，另用汉字“屋”“行”“店”“田”对相应地物作符号化处理。图中的瓯海关、大英公所、大英圣人耶稣教堂、美益洋行等记载则反映了开港初温州近代化的历史。

最为传奇的是，这本书曾于民国二十六年被日本侵略者劫去。在抗战胜利后，从东京收回。

在温州市图书馆，钟翀还发现了民国《平阳县志》所载《全县地图及各分图》。它是近代浙江方志名作，也是温州各县方志之中最早的乡镇区分地图，温州本地人参与绘制。

“看到第一眼，感觉特别兴奋。”钟翀说，这套地图根据实测大比例尺地形图编绘，它收录了1：20万的总图1幅、1：5万的乡图11幅、1：5000的平阳县城及金乡城图各1幅，精确表现了民国初期平阳县的地形高程、城乡聚落、交通水系、土地利用、行政区划等各方面的状况。

难得的是，这套地图是以《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为底图绘制而成。从绘制手法看出，当时地图测绘正处于清《会典图》与1921年开展的标准化地形测绘之间，具有历史性意义。

“温州其实很早就有本地人制作实测地图，水平之高，在中国地图史上实属罕见。”钟翀感叹，绘制地图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温州人制图的精确度和严谨性，充分体现了温州人吃苦耐劳、一丝不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