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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我们把两个人的行为放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考察时，我们发现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这两个人的“泛爱”行为在两个社会中受到的评价是不同的的源氏的“泛爱”是以当时盛行的一夫多妻制和“访问婚”为大前提的。在一个仍流行“访问婚”的社会里，念念不忘每一个有过恋情的女子，不管美丑只要看过一次都不想抛弃的行为毋宁说是一种“深情”的表现，这在当时的日本很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男性形象。他的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正常的，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人既缺乏中国人由礼教训练出来的道德观念，也没有现代日本人的“不伦”意识。“好色”在《源氏物语》以及许多古典日本文献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源氏物语》的作者也是以肯定的口气描写源氏的。

这种中国式的教条甚至影响到中国人对源氏的评价和对《源氏物语》的理解。如在评论源氏的性 道德时表现出将源氏的不检点行为同“政治的腐败”和王朝的衰落联系起来的倾向:“读者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出这种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折射，和他们政治上的没落与衰亡有着因果关系。”中国的评论家还对紫式部美化源氏大为不满，认为紫式部出身于中层贵族家庭，虽不满贵族社会的腐朽，哀叹贵族阶级的没落，而又无法否定或超越这一严酷的现实及其种种习俗，所以她把源氏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希望和理想，多方加以美化。中国的评论家认为光源氏放荡不羁、荒淫无度，动辄悲观厌世、流泪叹息，政治上又耽于权欲，无任何建树，内心世界极度空虚，对紫式部把这样一个贵公子描绘成一个温文尔雅、重情守义、色艺双全、兼有济世治国之才的正面形象感到不满。我认为这种指责脱离了当时日本的社会实际，带有中国传统性道德说教的烙印。我并不反对把欣赏文学作品同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起来的做法，从当时皇家贵族的生活或许真的可以窥测到当时社会和政治腐败的线索，但我总觉得把光源氏在性道德上的混乱同王朝的衰落过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法是赋予了《源氏物语》这部文学作品过多的政治意义。

第二，两个男主人公表现出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不同。宝玉 的“泛爱”比源氏更彻底，更无保留。宝玉对大观园中的女孩儿，不 论贵贱一样热爱。他儿时有一句痴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 是泥作的骨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人。”这实际上是以“女性崇拜”这种极端方式表达了对女性的尊重，可以 说是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或变态形式。这种思想出现在旧 礼教禁锢人们几千年后的中国，的确具有进步意义。而源氏爱女子，给她们锦衣玉食的生活，让她们接受别人的艳羡，却并不关心她们内心的寂寞与痛苦。这种爱慕与热爱宠物的感情相类似。他的这种态度说到底只是那个由群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时期男子“不愿放弃群婚便利”的一种表现而已。就连他最宠爱的紫姬也不无凄楚地道出:“在旁人看来，固然如你所说，我这微不足道之身享受了过度的幸福。谁知我心中一向怀着难以隐忍的痛苦呢。”此外，源氏在泛爱问题上，并不是不分贵贱的，他有明显的等级意识。作者在书的第二章“雨夜品评”一幕中，借左马头之口，按女子的出身门第划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而源氏拥护“中间阶级的女子最好”的原则。他钟爱的女子夕颜、紫姬等就是出身社会中层。源氏在泛爱问题上的等级意识是同日本社会中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二者内心深处的矛盾不同。两个男主人公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矛盾，这种矛盾一直折磨着他们，无法解决，最后使他们都走上了逃避社会的道路。不过仔细考察，两个男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贾宝玉内心的矛盾是双重的。一个矛盾是心理性的。如前所述，《红楼梦》的情爱主题反映的是反抗传统礼教，追求朦胧的自由爱情，“宝黛之爱”具有叛逆意义。宝玉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人，他试图不去遵循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而是“任情而动”，追求基于两性身体相互吸引、两心相印的爱情。这违背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原则，不是一个处在社会主流的人所应采取的行为。故他的行为同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社会性的。他不恋“仕途经济”而整日在女孩子中瞩混，使他无法适应当时主流社会的生活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两种矛盾折磨着他，使他性格古怪，行为疯。他实际上处于一种“病态”。他身上的病，既有因强烈思念恋慕着异性而不能与之结合产生的心理疾病(相思病)，也有因巨大的社会压力而产生的“社会不适症”。这两种病症在当时都无法医治，最后他不得不“出家为僧

而源氏基本上是一个受社会认可的正常人。他没有过度思恋着异性而又不能与之结合的体验，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在文化和制度上还不存在这样的障碍，所以他没有宝玉患的那种心理性疾病;另一方面，他虽然在政治权力上不成功，但他对权势并不是不感兴趣。相反，他是一个耽于权欲之徒，故他也没有患贾宝玉那样的社会不适症”。不过，他内心却有另一种深刻的矛盾，即对乱伦的恐惧。对于同继母藤壸的乱伦关系，他产生了深深的悔恨和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困困扰着他。书中描写源氏乱伦的行为遭到了报应:他的一个妻子三公主同妻舅之子三木也有奸情。看着妻子与三木的奸情却假装不知，看着三公主与三木的儿子成为他源氏的儿子却又无可奈何，和他有染的女子也一个个离开人世。他对杂乱性关系带来的后果产生了某种自省，这使他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

这样看来，整个求爱过程像举行茶道一样被高度程式化了。《源氏物语》重视的也是求爱的过程而非目的。两性的结合同茶道中的喝茶一样是不重要的。经过了这个程式化了的漫长过程，个人对情爱的强烈的冲动应当被磨削得更合乎仪礼，更具有温文尔雅的形式。因此，至少在当时的日本上流社会看来，一个人的道德高尚与否似乎主要不在于他是不是“好色”，而在于他是否以一种合乎礼仪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感情。

日本人趋于认为儿童是一个人与大人本质不同的存在，应同大人区别对待。他们在幼年有更多的自由。但儿童到了稍微懂事的时候，极严格的管教会突然来到他们身上。

日本人的幼年较中国人有更大的自由，但后来比中国人受到更严厉的约束。这表明日本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比中国人遇到更大的压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同承受礼仪重压的青少年以及成年之间，幼年时几乎是母系性质的环境同成年后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工作环境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日本人成长过程中的这种教育上的非连贯性是日本人成长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对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育儿方式中这种非连续性带来的心理影响，是日本人行为矛盾的深层根源。

首先，这使日本人在离开母亲迈入社会时，内心产生极大的不适应。到了成年以后，他仍保留着童年的美好回忆。他一边应付着与人交往中的各种礼节，一边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试图重温童年时代的梦。日本人在酒醉的时候或者在没有熟人看到的时候，会摘下所有的面具，仿佛回到他那任性而不受任何约束的童年。……日本人对上司和所属群体孩童般的依赖（即“amae”）可以从他们的幼年经验中找到答案。

这种教育对儿童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强化了儿童对父母和对外部世界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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