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毒品控制模式研究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立足于历史学角度，在认真分析文献与吸取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力图从外交、法律与医疗等方面对业已存在的美国毒品控制体系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首次将联邦层面上*为重要的禁毒外交政策、禁毒法律体系以及成瘾医疗揽括为基本内容，重新构建了美国毒品控制模式的立体式框架。以此框架为据，在梳理早期联邦毒品控制模式间相互能动关系的同时，还将深入挖掘该模式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全面展示“禁止”理念基础上美国联邦毒品控制模式的价值取向，进而为理解现行的美国“毒品战争”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参考。

前言

绪论

一、 相关学术概念的界定

二、 本书的研究范围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四、 研究思路及学术价值

部分 早期美国毒品控制之外交模式

章 美国禁毒外交源起的内外环境

节 世界性的麻醉品问题

第二节 美国麻醉品滥用问题的凸现

第三节 美西战争所显示的美国外交趋向

第四节 《菲律宾报告书》及其影响

小结 

第二章 美国早期禁毒外交

节 上海万国禁烟会与美国禁毒外交

第二节 海牙国际鸦片会议与美国禁毒外交

第三节 国联时期的美国禁毒外交

第四节 日内瓦会议与美国禁毒外交

第五节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禁毒外交

小结

第三章 美国早期禁毒外交理念探析

节 理想主义的禁毒外交理念

第二节 国家利益至上的禁毒外交理念

第三节 早期禁毒外交的历史地位

小结

第二部分 早期美国毒品控制之法律惩戒模式

第四章 法律惩戒模式起源的内部因素

节 进步主义思潮对于禁止理念的影响

第二节 地方麻醉品控制措施及其影响

第三节 麻醉品成瘾者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小结

第五章 《哈里森法》及其作用

节 《福斯特法案》及其教训

第二节 《哈里森法》立法的诸因素

第三节 《哈里森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作用

小结

第六章 早期法律惩戒模式的内容演变及其争议性

节 早期法律惩戒模式的违宪争议与案例

第二节 早期美国社会对于法律惩戒模式的不同解读

第三节 麻醉品法执行手法的变化及其原因

第四节 联邦麻醉品法执法机构的变迁

第五节 麻醉品法的合宪性问题

第六节 早期立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问题

小结

第三部分 早期美国毒品控制之医疗模式

第七章 麻醉品成瘾治疗的自由时期

节 麻醉品及其认识的混沌时代

第二节 对麻醉品成瘾的不同认识

第三节 早期麻醉品成瘾治疗及其问题

小结

第八章 20世纪初期兴起的主要成瘾认识理念

节 20世纪初的成瘾普通疾病说

第二节 精神病学说以及科尔博其人

第三节 精神病学说出现的医学与社会原因

小结

第九章 联邦权力对成瘾治疗的介入

节 联邦早期成瘾政策

第二节 联邦对维持成瘾的再认识

第三节 联邦麻醉品诊所时代

第四节 隔离治疗与麻醉品农场的问世

第五节 医学界与联邦执法机构间的纠葛

小结

结论

附录1 英语名词缩略一览表

附录2 美国毒品控制史重要事件纪年表（19世纪至今）

参考文献 

陈新锦，男，1963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市。1983年7月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获史学学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末留学日本并毕业于日本神奈川大学，获国际经营学学士学位；回国后追随美国外交史著名学者王晓德教授从事历史研究，获史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美国早期毒品控制模式研究》荣获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近年来，主要从事美国禁毒政策的研究，参与多项省部级项目建设，曾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曾任教于福建商学院，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洲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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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品使用的历史几乎与有历史记载的人类文明史同样悠久。早的鸦片记录出现于史前文明的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之中。在麻醉品尤其是鸦片被西方列强作为一种牟取暴利的商品而出现在康乐性消费的商品流通领域之前，麻醉品更多的是与各国的文化、宗教、医学联系在一起。在现代社会中，成瘾性麻醉品作为一种非法毒品而被人们所普遍认识的历史充其量也就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人们对于麻醉品的获取与使用几乎处于一种没有任何限制的合法状态中。成瘾性麻醉品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非法毒品，既源于它已经发展成为纯粹的为享受而使用的康乐性消费品，也与普遍存在的麻醉品成瘾性之祸而引发的社会性焦虑以及对成瘾的再认识密切相关。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局限于远东地区，即使在西方列强中，成瘾性麻醉品所带来的问题业已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19世纪期间，麻醉品问题基本上以鸦片类药剂的成瘾性为主。在东方，则以中国人吸鸦片烟为代表。在中国，医药用的鸦片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作为康乐性享受物品的鸦片烟则主要出现于18世纪初。起初，鸦片烟主要流行于福建、台湾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富家子弟中，后向中原地区蔓延，吸食者与日俱增。因其导致白银外流与风俗败坏而引起清政府的恐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发布了条禁烟令。但是，它惩罚的只是鸦片烟的销售者与烟馆的经营者，而对吸烟者并未采取任何惩治措施，所以，禁令并无什么实际效果。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口到中国的鸦片已达到16万磅；到了19世纪初禁烟运动之前，每年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数量更是超过了72万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中国被彻底打开了鸦片合法销售的大门，进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其中，19世纪40年代每年为650万磅，50年代就达到950万磅；而到了80年代，不包括从土耳其与波斯来的鸦片，仅印度每年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1300万磅。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鸦片中毒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穷途末路的中国经济已然与鸦片的税收密切相关，尤其是内陆的各省政府，鸦片的税收更成为其财政的重要来源。据鸦片贸易研究学者卡尔·托若奇（Carl A. Trocki）估计，20世纪初的中国鸦片年消费量约为5万吨。所以，在经历了19世纪西方各国对华掠夺性的鸦片倾销之后，20世纪初，中国吸鸦片烟的人数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不包括偶尔吸烟者在内，全国常年吸烟成瘾者——俗称“鸦片鬼”者竟达1000多万人。在现代国际禁毒运动开始之时，从一般的苦力到皇家大院里的人员，吸烟者遍布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无怪乎乔纳森·斯本士（Jonathan D. Spence）在研究这段历史后叹息道，鸦片使用之潮“已然全方位地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所有阶层”。

在西方诸国，麻醉品的使用则以食用鸦片以及注射吗啡为主流。仅就麻醉品成瘾的速度而言，西方人的这种使用方式较之中国人的鸦片烟更容易上瘾。作为倾销鸦片至华的首恶国家，英国在19世纪时期也同样面临着因鸦片类剂品而引发的成瘾性问题。除了没有任何法律限制的麻醉品使用外，更多的原因则来自人们对麻醉品知识的极度匮乏。这种状况导致了鸦片剂使用者遍及英国社会不同阶层，不仅仅是成年人，就连婴儿也难逃麻醉品的侵害。此外，由于价格便宜，使用者中相当部分的成员来自社会底层。在19世纪的医疗文献中那些被称为“鸦片食者”（Opium Eater）的，事实上也是鸦片酒的爱好者。如《一个英国鸦片食者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昆西（Thomas De Quincey）就是如此。这些人或者喝鸦片酒，或者喝与鸦片相关的饮料。同样地，“吗啡食者”则包括那些注射吗啡或者用其他方法攫取吗啡的人。在大量的报道中，“鸦片食者”通常指的是那些吗啡以及鸦片的使用者们。至于那些吸鸦片烟的人则被划入另类。

下列描述可以帮助了解19世纪的英国鸦片剂滥用的一些情况。

有关英国的一份题为《工厂体系掠影》的报告中，提到了工人使用鸦片剂的情景，还有使用鸦片酒来让小孩停止哭泣的现象。1864年，枢密院的一份关于医疗事务的官方报告提到：“推销鸦片剂……是一些药品批发商积极推行的商业目标。而对于药剂师而言，这也是首要推销之物。”报告同时也指出大人们给婴儿喂食鸦片剂的现象。马克思（Karl Marx）在其《资本论》（1867）中摘择该报告内容时，也谈到了英国工人中的鸦片剂消费者将鸦片剂喂食给孩子的情况。1873年，一位英国的医生也曾这样写道：  在伦敦的三百四十五万人口中，我们可以发现四处都是一些将鸦片剂作为奢侈品消费的人群，尽管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初拥有这些鸦片剂仅仅只是为了医治久已成疾的神经痛或关节炎。这种现象并非集中发生在农业或工业区域，而是保持着一种安全的非常闲散的方式。真正的鸦片食用者分布在诺福克（Norfolk）和林肯谢尔（Lincolnshire）这两个区域。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既非闲散与意外，也非数量罕见。相反，它是一种受欢迎的习惯性物品，是当地的常见之物。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周六的晚上访问并散步在劳斯镇（Louth）或维斯碧茨镇（Wisbeach）的街上，并仔细观察当地人经商的情景，很快就有可能有种稀奇的感觉。因为他会发现一些群众为了获取鸦片而集中在一些药店里，而且他们有特殊的渠道去获取鸦片。他们进入店内，放下现金，然后接受鸦片丸而去，其间没有任何的会话。例如，我在1871年8月的一个晚上走进了维斯碧茨镇的一家药店并在柜台上放下一分钱后，那药剂师就问：“……要好的吗？”我点了点头。接着，他给我一个药丸箱并拿走那一分钱。其中，购买者完全无须说任何一个字。的确，你付钱后获得鸦片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地区，接触鸦片的人涉及各个阶层，特别是那些穷困潦倒的阶层以及那些在其他区域里整天沉醉在酒精中的人群……英国曾有过一种叫做“格佛雷饮料”（Godfreys

Cordial）的鸦片混合剂，以其甜蜜和美味而风靡英伦三岛。一位名叫布罗金顿（C. F.

Brockington）的医生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可满足1.2万人用量的10加仑的“格佛雷饮料”，在被推向市场销售时，仅一周时间就被抢购一空。在其使用者中，包含了约3000个2岁以下的婴童。他还写道：  更为大量的鸦片混合剂被告知在诺丁汉郡（Nottingham）出售……每一个在马斯兰郡（Marshland）的外科医生都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个劳工的房子里不见鸦片的瓶子，没有一个孩子不接触这些东西。”……批发商药剂师报告了鸦片大量销售的情况，而一个零售商药剂师则在一年里售出了200磅的鸦片药丸以及“格佛雷饮料”……这些19世纪的资料所透露出的信息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要点：

作为一种常见的药品或者康乐性的麻醉性商品，鸦片的使用在英国是非常普遍的；鸦片交易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在任何一家药店都可以买到，而且相当便宜；虽然早期使用鸦片者多为减轻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但是，那时候的许多人已经将它作为“奢侈品”加以享受了；虽然鸦片剂的交易不受明显的法律约束，但它还是有一些集中销售的专门区域；至于不需言语交谈的交易情况则影射了人们心目中的一种道德罪恶感，而这与19世纪时，人们对它所具有的一种与酗酒相似的非道德的不良印象有关；鸦片的消费已经波及英国社会各阶层的男女老少；而在麻醉品消费者中所存在着的相当部分的社会底层人群，其经济条件的不足则意味着一旦成瘾就会招引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当然，这并非英国独有的现象，事实上，在大洋彼岸的新兴大国——美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经过了“成瘾者乐园”时代的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迎来其历史上麻醉品泛滥的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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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本书立足于历史学角度，在认真分析文献与吸取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基础上，力图从外交、法律与医疗等方面对业已存在的美国毒品控制体系的相关内容加以梳理，首次将联邦层面上最为重要的禁毒外交政策、禁毒法律体系以及成瘾医疗揽括为基本内容，重新构建了美国毒品控制模式的立体式框架。

以此框架为据，在梳理早期联邦毒品控制模式间相互能动关系的同时，还将深入挖掘该模式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全面展示“禁止”理念基础上美国联邦毒品控制模式的价值取向，进而为理解现行的美国“毒品战争”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