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文记（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韦力传统文化寻踪系列，以历史上为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为线索，寻觅探访他们留存于今的遗迹，希求保存中华文明留在当代的样貌，传播中华文明，尤其是重新发掘那些为人所忽视部分。《觅文记》是系列中第五部，以时间为序，从春秋到晚清，提炼四十六位文章大家为纲目，考据与引证并举，梳理其生平以展现历史语境，注解诗文原作以剖析思想主张。作者历时数年，实地寻访他们的每一处遗迹，以文字与照片记录探访所见风土景物和人情轶事，行文论述平易，尤其是实地寻访游记部分，文字活泼风趣，令人读来有亲切之感。

序言

    孙子：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图文

    列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鬼谷子：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

    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吕不韦：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韩非子：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贾谊：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桓谭：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稀然

    王充：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刘勰：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郦道元：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

    萧统：典而不野，文质彬彬

    皎然：文章观其本性

    韩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柳宗元：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司空图：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欧阳修：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

    范仲淹：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

    苏洵、苏轼、苏辙：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曾巩：知信乎古，知志乎道

    王安石：天有过乎？有之；地有过乎？有之

    严羽：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宋濂：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

    方孝孺：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归有光：偃仰啸歌，冥然兀坐

    李贽：天生龙湖，以待卓吾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

    钟惺、谭元春：诗，活物也；诗，清物也

    徐霞客：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

    金圣叹：无意得之，不亦异乎？

    侯方域：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

    戴名世：君子之文，淡焉泊焉

    方苞：躔分两度，天各一方；会稀别远，意满情长

    刘大櫆：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

    姚鼐：文章之原，本乎天地

    姚莹：文章本心生，希世绝近习

    姚永概：望溪主义法，其失或隘；海峰主文藻，其失或宽；惜抱持乎中矣

韦力，著名藏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zuiduo的人。

著有《觅宗记》《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等。开有一个中国古籍界罕见、时时更新的“芷兰斋”微信公众号。《得书记•失书记》（2册）获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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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苏轼 苏辙：飘飘乎如遗世独立

                                    羽化而登仙

      唐宋八大家应该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文章组合，虽然这个组合到了明末才予以正式命名，然而这个称呼已然深入人心，而这八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一家子就占了三席的位置。唐、宋是中国文章的恢宏时代，这两朝加在一起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段内，推选出八位文章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说，苏氏一门太厉害了。

      苏家这三位，其中以苏轼名气。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说：“宋诗的伟人苏轼”，同时他又说：“（苏轼的）父亲、弟弟都是散文大家，和他一起，占了‘唐宋八家’中的三家，但诗名则为他所独占。”看来吉川先生也同样惊叹于苏家占的份额太大了。同样是日本汉学家的前野直彬在《中国文学史》中，则把苏轼称之为“宋代位的诗人”，并且认为：“苏轼是其老师欧阳修后又一次出现的的大天才，在文学方面也是诗、词、赋、古文都留有流的作品。”

    其实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在宋诗界独占鳌头，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对苏轼有着这样的评价：“苏轼是宋代称得上堪与屈、陶、李、杜方驾的伟大作家，在文艺上有多方面成就臻于一流。其诗冠代，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陆’；其文冠代，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开创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并称‘苏黄米蔡’。”可见，三苏虽然并称，但就历史影响以及个人成就而言，唯有苏轼受后人瞩目。

    在历史上，为了称呼的方便，人们将苏洵称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既然三苏在历史上的成就并不相当，为什么他们会并称在一起呢？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应当是明代的茅坤，因为他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这部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若追根溯源，很多人又不认为“唐宋八大家”的起名权属于茅坤，清代诗人杭世骏在《古文百篇序》中称：“元末临川朱氏始标‘八家’之目，迄今更无异词。”

      由此可知，杭世骏认为早提出“八家”之人是元末的朱右。他的这个判断得到了纪晓岚的肯定，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这两种说法的区别，是杭世骏说朱右为元末人，而纪晓岚说朱是明初人。那就折中一下，将朱右定在元末明初好了。

      朱右的这个提法要比茅坤早两百年。然而朱右虽然将这八位作者的文章汇在了一起，但他并没有提出“八大家”这个说法，况且实际情况也不是纪晓岚所说的那样，朱右编了《八先生文集》。实际的情况是，朱右只编了一部《六先生文集》，他在《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中称：“邹阳子右编《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卷。唐韩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

      由此可知，他所说的这“六先生”，其实就是“唐宋八大家”，只是他将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合编在一起，称为“三苏文三卷”。如果将“三苏”分别计算，也就正好符合这“八家”之名。然而朱右编的《六先生文集》到后来却失传了，好在当时他请自己的朋友贝琼写了篇序言，题目为《唐宋六家文衡序》，这篇序言保留了下来。由序可知，初朱右将此书定名为《六先生文集》，而后的定稿书名则改为了《唐宋六家文衡》。

      若将三苏合在一起，则朱右为早的“六家”说，而在元代其实还有“七家”说，吴澄在《刘尚友文集序》中称：“汉文历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兴。唐文历五代复敝，而宋之五子出。文人称欧、苏，盖举先后二人言尔。欧而下、苏而上，老苏、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这篇序言中提到的唐宋七位文章大家，唯独没有苏辙。

    但吴澄的这个序言并没有点出“七家”之名，而将此给予明确说法的，则是明成化李绍在《苏文中公全集》序言中所提出者：“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家而已。”这篇序言中有“眉山二苏氏”，他没有点出三苏中去掉了哪一位，后世的理解还是认为他去掉了“小苏”苏辙。

      但也有人这不这么看。清乾隆时，钱大昕将李绍的这句话录入了《十驾斋养新录》。到晚清时，俞樾将钱大昕的所录又收入了《茶香室续钞》，同时曲园老人又对这段话写了句按语：“茅鹿门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苏耳。”俞樾认为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其本源就出自李绍的这个说法，的区别是，茅坤又在“七家”之外把“老苏”加了进去。如此说来，俞樾认为李绍在序言中所说的“眉山二苏氏”指的是苏轼和苏辙，而没有苏洵，到了茅坤才把苏洵加了进去。

      从这些论述可知，唐宋的文章大家无论是“七家”还是“八家”，区别都在三苏中的增减，这个增减是在“老苏”和“小苏”之间转换，没有变化者，则是“大苏”苏轼。如此说来，真正让“唐宋八大家”并称在一起者，仍然是茅坤。不过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三苏虽然并称，其实另外的两苏在后世心目中的地位都比不了“大苏”。

    以我的有限理解，“老苏”有名的文章就是《六国论》，因为我在课本中学过这篇文章。此文的确写得有气势，尤其开篇的那几句话：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这几句话极具名气，苏洵起首就得出结论，他认为秦灭六国，并不是因为秦强大而其他国家打不过他，之所以六国被灭，原因是这些国家纷纷贿赂秦，即使不贿赂者，也因六国心不齐，而后被秦一一击破，所以他觉得秦能统一全国，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在这些国家相继地贿赂秦。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苏洵接着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

      此文不但分析事理视角独特，从文学角度而言，也颇有气势，难怪苏洵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余外他的诗作我却未曾读到。其实我也很好奇，老苏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有名的两个儿子？按照前野直彬的说法：“据说出身于商人”，虽然这里用了“据说”二字，看来还是有所本。

      苏洵年轻时并不喜欢刻苦读书，后人编写《三字经》有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竟使得世人皆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开悟了，此后就开始发奋，然而他的运气却不好，始终未能考中进士。其实相对而言，宋代的科举已经比唐代宽松了很多，虽然宋代在考试手段上要比唐代严格，然而录取的名额却大了许多倍。唐代一场科考录取的人数大约在二三十位之间，而宋代则是这个名额的十几倍到几十倍。虽然跟人口数相比，宋代的科考也比今天的高考难度大百倍，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能考上名次，而老苏始终考不上，那也就无法怨政府了。

      老苏的出名跟欧阳修有很大关系，当时，他是通过益州知州张方平和雅州知州雷简夫分别给欧阳修写了推荐信。按照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的说法：“永叔（欧阳修）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荀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此后欧阳修给皇帝写了奏表，专门举荐苏洵，但两位宰相不置可否，这件事没弄成，然而老苏的名声却在京城传播开来了。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比他运气好得多，两人分别在二十一岁和十九岁就进士及第。

    这个结果令老苏的心情十分复杂，一边为自己的儿子这么年轻就能考取功名而骄傲，一边也感慨自己屡屡碰壁，应该多少也有些酸意，《史阙》中录有苏洵说的这样几句诗：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苏洵感慨，别人都说科考容易，但对我来说，却如登天般难，但也不能说科考难，因为我的儿子却易如反掌。虽然他跟两个儿子并称为“三苏”，但他的文章和诗作都要少得多，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下中夸赞苏洵：“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看来，人们都注意到苏洵的诗流传于世者很少。

    苏洵写过一首名叫《有骥在野》的四言诗：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

    子不我良，岂无他人？

    絷我于厩，乃不我驾。

    遇我不终，不如在野。

    秃毛于霜，寄肉于狼。

    宁彼我伤，宁不我顾？无子我忘。

    此诗受到了胡应麟的夸赞，其在《诗薮》卷二中赞誉到：“四言简直”。

    关于苏洵，自南宋以来就将其称为“苏老泉”，王十朋所辑《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中引林子仁的说法：“庚子正月，先生（苏轼）与子由侍老泉自荆州游大梁。”此句话称，大、小苏陪着父亲老泉游大梁，曾枣庄在《三苏研究》中认为：“这可能是早称苏洵为老泉的记载”，但是曾先生认为“老泉”肯定不是苏洵，他举出了明清两代学人为此而提出的质疑。一是在唐宋时期，避讳很严，如果苏洵确实号“老泉”，那么苏轼肯定要避“老泉”讳。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比如苏轼作过一首名叫《六月七日泊金陵，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的诗，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此诗中明确写出了“老泉”二字，这在唐宋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七十八中也同样提出了质疑：“《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俗称苏明允为苏老泉，又以其《嘉祐集》为《老泉集》。果尔，东坡岂作此语？”

      那么，“老泉”是怎么回事呢？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十中称：“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叶梦得认为，“老泉”其实是苏东坡晚年的号，这个号的来源是因为在他的老家眉山祖坟处有个老翁泉。

    对于这一点，明娄坚在《学古续言》卷二十三《记苏长公二别号》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东坡此书古澹遒劲，……又纸尾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盖公自黄（州）还朝，既衰而思其丘墓，去作此书不远，两别号殆相继于元丰、元祐之间也。当时如宗室（赵）令畤，尝从公为颍州倅，亦札记及此。而南渡后，虽马端临之博，犹以老泉为明允别号。至本朝杨升庵，其博洽为一代所推，亦仍其误。”娄坚是用苏东坡作品的钤章来做印证者。

    而王文诰在《苏诗总案》卷一中也有如此的认定：“老泉者，公以称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黄文》可证。时惟苏氏子孙称之，后两宋文人震于其名，皆相沿称道，遂讹以为字，举目为苏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由此可知，将苏洵称为“苏老泉”，肯定是没有道理的一种称呼方式，可是在历史上却没人注意到这种显然的错误，直到民国时期影印的《苏洵文集》仍然称其为“苏老泉”。

      在历史上的兄弟情深，少有像苏轼和苏辙这样密切者。宋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签判，而苏辙则留在京城开封陪父亲。这是他们二人次远离，而后二人就靠通信联络。苏轼在《次韵子由除日见寄》中写到：

    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

    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兄弟二人亲密无间，分别两地常常写诗唱和，手足情深溢于言表。其实他们在年轻之时就特别能玩到一块儿，在参加考试时，兄弟二人还能互相给对方以照顾，《铁围山丛谈》卷二中录有这样一段话：“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

      原来他们在参加当地考试时，东坡一时想不起题目中所言之出处，于是就给弟弟使眼色。苏辙立即明白了哥哥的意思，但他又不能在考场上明目张胆地说出，于是就以毛笔的笔管为道具，做出吹奏状。东坡是何等的聪明，他立即就明白了弟弟是在告诉他此题出自《管子注》。

      不仅如此，当弟弟不明白时，哥哥也同样给予了帮助，《吹剑四录》上称：“东坡试《形势不如德论》，不知出处，‘礼义信足以成德’，知子由记不得，乃厉声索砚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迟学稼’注。”哥哥竟然用叫别人续水的方式让弟弟醒悟过来出处在哪里。

      在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文字案，名叫“乌台诗案”。《汉书·朱博传》中称：“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因此后世便将御史府称为“乌府”，而御史台则称为“乌台”。宋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几人向皇帝举报，苏轼用写诗来“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而后皇帝同意将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对于“乌台诗案”初期的情形，《萍洲可谈》卷二中有如下记载：“东坡元丰间知湖州，言者以其诽谤时政，必致死地，御史台遣就任摄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上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弟辙适在郡，相逐行及西门，不得与诀，东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尔！’郡人为之泣涕。下狱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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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以藏书家闻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各面都有涉猎，且发大愿，蓄力多年，边做案头工作，边一程程实地寻访，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行走与写作的坚持，且幅面覆盖整个中国传统，很难设想在当今还有第二人能够完成。全书五百余幅实景照片，上下两册精装全彩印刷。

媒体评论

韦力先生笔耕不辍，令人敬佩，看先生文章增长知识见闻。

  有斯人，乃有斯书。

  厚实厚重，启人心智。

  韦力是一位善于发现古典之美的名家。装帧精美，令人爱不释手。

前言

序言

      《觅文记》乃是我寻觅古代的文章大家之遗迹的小文。何为文章大家？要想确定该书的收录范围，则首先要搞清什么叫“文”？什么叫“文章”？什么叫“文学”？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深究起来颇为复杂。

      前人对“文”的概念也多有探讨，比如阮元在《书〈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

      阮元的论述是从《文选》一书的名称下手，他认为昭明太子既然把该书称之为“文选”，那肯定先要确定何为文，而后才会有“文”之“选”。换句话说，《文选》一书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文。以此推论开来，经部、子部和史部的书不能称之为文。对此，昭明太子在《文选序》的后面也谈到了哪些古代的文章不能入选。

      既然如此，那什么叫“文章”呢？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显然，颜之推的观念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章”。

      但“文章”一词来源于何时呢？周振甫在《中国文章学史》前言中说：“‘文章’这个词，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但它的意义跟现在不同。《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个‘文章’，指唐尧时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个‘文章’指孔子的言论仪表。到了汉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释。《史记·儒林列传》载博士等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个‘文章’，指诏书律令的文辞，跟我们现在讲的文章，已经一致了，但后来又有变化。”

      看来，“文章”是个范围的概念，并且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为此，周振甫举出了大量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历代“文章”一词所包含的不同意义，我摘录他在前言中所举出的一小段例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倪）宽传赞》：‘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个‘文章’指史文和辞赋。我们也称辞赋为文章。但上一个文章指诏书律令，是散文；这一个文章，包括辞赋，是韵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讲的文章，分为四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把诗也称为文章，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把诗和文分为两体，文不包括诗，他把文章包括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固文章之鸣凤也。’这个文章也包括诗。”

      周振甫说，现当代学者把诗和文分别认定为两种文体，因为文中不能包括诗。但古人却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比如韩愈在《调张籍》中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既然说的是李白和杜甫，而这两位是的大诗人，显然这里的“文章”二字指的是诗而非文。

      如此说来，“文章”二字在韩愈那里指的是诗作。但看韩愈的其他文章，似乎这种判断也不尽然，周振甫又在前言中说到：“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学古道而写的散文，这个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诗了。”

      那到了什么时候文才开始特指文章而不包括诗文呢？给出这样的结论确实不容易，但也可以举出一些相关的实例，周振甫在该前言中说到：“到了宋代，刘开写《应责》：‘子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这个‘古文’，同于韩愈讲的‘古文’，指古代散文，不包括诗了。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儒家六经中，惟《春秋》可当之。’这个文，也指散文。又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这是说古文是文，骈文和四六文也是文，不以为非。这就跟今天说的文相同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界定，接下来则要说“文章”兴起于何时，褚斌杰在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中说：“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他认为，殷墟所出土的甲骨卜辞以及商代的青铜器铭文等等，都属于散文的萌芽。

      为什么这样说呢？褚斌杰又在该书的《概说》中称：“甲骨文虽然多数比较简短，但某些记人、记事的片断，已能做到比较准确、清楚，是我国早记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商朝的文告个别保存在《尚书》之中，如《盘庚》，记述商王盘庚率民迁殷时的几次讲话。《盘庚》的语言虽然显得古奥，但是文中表露了讲话者的感情，使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易经》是一部巫书，在功能及性质上与卜辞大略相同。其中的卜筮用的卦辞、爻辞，在神秘的外衣下，包含着某些社会经验的记载和某些哲学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其中还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谣，或用韵语写的近似歌谣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相当价值。”看来，他把古人的记事文字统统归入了“文章”的范畴。

      褚斌杰的这个说法跟章太炎的观念有些类似，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说：“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

      章太炎认为，凡是写下来的书面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但有的“文”具备文采，而有一些只是记录，比如会计的账本、数学的演算公式、地图上所标注的名称等等，这类的记录只能称之为“文”，但不能称之为“文辞”，因此他以“有韵”和“无韵”把古代的文辞作了两分法。而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论述，游国恩则认为：“此广义指文学论也。”（《先秦文学》）

    游国恩也认为有必要对“文学”一词作出严格的界定，但他同时认为要做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他在《先秦文学》一书起首即称：“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

      接下来，游国恩先生对相应的历史说法作了一番梳理，而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辩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之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看来，他也认为文章不能跟经、史、子三部相混淆。

      可游先生同时又说，想将文学与其他的文体截然分开，这没有可能，比如古代的传记就是出于史学，那么作为史学名著——《左传》和《国语》就不能排除在文学之外，而同样，先秦诸子中的庄子和列子所作之书，虽然属于子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文学之外，因为《庄子》《列子》等书特别具有文学色彩。

      如此说来，经、史、子中都具有一些文学的元素。那怎么办呢？游先生就对这类的名著一一作了点评，而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择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乃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游国恩认为，先秦的各类文章，无论是经、史、子哪一部者，都不应当完全收入文学范畴，同样，也不能完全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凡是这类文章中富有情思并且有文学色彩者，都可以划入文学的范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又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对“文学”二字作出了这样的界定：“文学之意义不外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

      由以上可知，游国恩认为，不要从古代的文体中来界定哪些属于文学范畴，只要有文采的文章，全部都可以归在文学范畴之内，所以他把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也列入了文学范畴。

    而褚斌杰也认为诸子百家的作品属于散文的范畴：“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言论，讲学的记录和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为什么给出这样的判断呢？褚斌杰举出了这样的实例：“如《孟子》散文，连譬善辩，气势磅礴；《庄子》散文，汪洋浩荡，想象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韩非子》在文章结构和说理方面，也各具特色。”

      既然这样，“文章”或“文学”的概念依然难以搞清楚，因为这需要对古代的各类文字进行一一地评判，以此来决定这类的文章和文字是否具有文学性。但因为每个人所秉持的观念不同，这使得何为“文学”依然有着不确定性，比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的《绪言》中做了三分法：

    （一）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的文学。

    （二）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美文。

    （三）折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

      那罗根泽倾向这三者中的哪一类呢？他在《绪言》中明确地说自己的立场是“折中义”：“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请入文坛，也不把骈散文推出文坛。不过西洋文学的折中义，只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则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也有人把骈文归入韵文，理由是骈文有韵律），也当然不能摒弃。”

      以上的界定，乃是想明确何为“文学”。那么，文学之外的文字算不算“文章”呢？如果算的话，那怎样来称呼这一类的文章呢？贺汪泽在《先秦文章史稿》一书中有个专节的名称，就是“有文学史，还应该有文章史”，在他看来“文章”和“文学”不能混为一谈。

      既然如此，文学之外的文章应当叫什么呢？贺汪泽在其专著中说到：“我国自古以来，杂文学甚为发达，文学史反映历史实际，杂文学史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神话、寓言少数一点纯文学作品外，几乎全以杂文学充当。两汉之赋除抒情小赋文学意味较浓外，大赋刻板，夸说宫室、狗马、山川、物产，‘润色鸿业’，文学价值实在微乎其微；政论只能算语言艺术层面上的文学；史传其初衷在再现历史真实风貌，也谈不上自觉的文学意识。魏晋六朝开始有了文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诗歌表现艺术的探索上，将《世说新语》《搜神记》之类的杂记视为小说的源头未尝不可，要说它本身就是小说，恐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贺先生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觉得文学之外的文章可以称之为“杂文”。接下来贺先生又说：“唐宋诗词繁盛，小说崭露头角，文学史家还是没有忘记古文运动的实绩。作为对骈文的反叛，将文章从僵死的骈对、用典等形式主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韩、柳、欧、苏以清新流畅、活泼含情的文笔叙写人情物态，重视其美文价值是不错的。但这只是为‘载道’、‘明道’而完成‘继绝统’使命的文章革新运动，而且大量地以文章为文学的写作实践加剧了杂文学倾向，阻遏了纯文学发展的势头。”

      按照这种说法，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柳、欧、苏等人所写的文章，也有一些属于杂文。如此说来，一些名家的作品大多可归为杂文的范畴。那么，具体到文章如何界定呢？贺汪泽又说：“文学史以诗、词、曲、赋、小说、戏剧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散文的若干品式；文章史以应用文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属于普通文章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与散文概念有部分重叠。”

      看来，文章的不同概念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名词，但这些名词之间都有重叠。比如，贺先生认为周易的卦辞等先秦文字都属于说明文：“这是文章写作的一个基础部门。追其源头，可溯至甲骨卜辞贞的内容的表达；《周易》的卦辞、爻辞；《尚书》的《禹贡》《洪范》；《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文字；正史中的表、志、书；古本书籍的注释文字；《说文》《尔雅》的释字释义文字；法律文书中的条、令、格、式；医、农、兵等学科的著述。如此等等，哪一种不是用说明文写作的？”

      由以上的这些说法可知，无论“文章”的概念还是“文学”的概念，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界定，就广义而言，古人的非韵文作品都可以归入“文章”的范畴；就狭义的概念而言，则是有文采的文章都属文学作品。

      其实无论是归为“文章”还是归为“文学”，以我的看法，都可以归为“文”的范畴，然而“文”中的五经，当然放在经部为合适；而正史和杂史则放在史部更为妥当；子部的文章在分类上较为复杂，对于这个门类可以按照游国恩先生的观念，将其中有文采的文学挑选出来，归入“文学”范畴，比如先秦诸子的作品，则可将其放在“文学”的范畴之内，例如本属“子部·兵家类”的《孙子兵法》，虽然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然而其叙述的语言却颇具文采，这当然也应当纳入“文学”的范畴之内。

      按照四部分类法，除了经、史、子之外，还有集部。集部中包括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类、戏曲类、小说类和评论类。再接着作进一步的划分，即使是别集类，还可以分出诗集和文集。根据“有韵”“无韵”的原则，则可把诗、文作出两分法。而集部中的评论类，则是指对于文章的评论，古人将此并称为“诗文评类”。由此可知，对于文章的评论之文，也属集部的范畴。

      那么，诗文评类包括哪类的著作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以上所言乃是将诗文评作了五分法，对于这样的分法，朱东润认为较窄：“举此五端以当文学批评，范围较狭，而诗话词话杂陈琐事者，尤非文学批评之正轨。然前代文人评论之作，每每散见，爬罗剔抉，始得其论点所在，正不可以诗文评之类尽之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既然如此，朱东润先生认为古人哪类著作可以归为文学批评的范畴呢？他在专著中又接着说到：“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同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因此，对于文学评论类的作家也就成为本书的收录范围之一。

    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团体，似乎以唐宋八大家名气，虽然这种并称只是到了明末才由茅坤确定下来，然在此之前的明初，朱右已经有了《八先生文集》这样的提法。为何要将此八位古代文章家并称呢？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比如吴小林在其专著《唐宋八大家》一书中说：“唐宋八家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又有着不同的风格特色。他们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共同反对骈体文，不满绮丽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恢复和发展秦汉散体文的优良传统，不同程度地坚持了文道合一的方向（在‘文’和‘道’的侧重上各人有所不同），为把散文从骈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散句单行，自由书写，接近口语的新型散文——‘古文’作出了贡献。”

      如此说来，这八大家并称跟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的大体一致性有着重要关系。既然如此，这八大家是否也各具特色呢？从历史的评论看，当然是这样，比如宋李涂在《文章精义》卷十七中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而清吴振乾则在《唐宋八大家类选序》中也称：“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即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纡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

    对于这些说法，吴小林在其专著中总结到：“他们也同中有异：在理论主张上‘八家’有区别，甚至有交锋；在创作上，‘八家’风格多样，异彩纷呈。首先唐代两家和宋代六家就具有不同的特色，大体说来，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简峭，宋代六家之文平易通顺、委曲婉转。其次，同属唐代的韩、柳，同属宋代的欧、曾、王，甚至文风比较接近的苏氏父子，也各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