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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批判精神的内化

中文版前言

“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

英文平装再版序言

2010年新版序言

序言

绪论

第一章 “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症结何在？

第二章 超越“传统与近代”

第三章 帝国主义：是现实还是神话？

第四章 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索引

东亚研究所学术成果

柯文，1934年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译者简介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发表中英文论文约40余篇，译著数本，专著代表作为《林同奇文集：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

张隆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并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社会文化史、比较殖民史、史学史及公共历史。已出版研究专著《族群关系与乡村台湾》，口述历史《坐拥书城》（合著），史料集《恩典之美》（合编），以及中英日韩文学术论文多篇。

肖艳明，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前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董事总经理，哈佛大学香港同学会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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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变化具有“形状”，当然只是一种比喻，其主要含意（此点十分重要）在于说明所谓变化并不就是我们可以指出的就“在那里”发生的某事，并不就是“过去的一些事件”，它同时也是（也许主要是）某种经由史家决定或“塑造”的事物，而史家作出决定或进行塑造的依据，则是他自己当时碰巧想寻求的是哪些过去的事件。E.H・卡尔曾提醒我们：“事实就像广漠无边、有时无法进入的大海中的鱼，史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鱼具捕鱼——而这两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捉的是哪种鱼。”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史家想寻找的事实是甲，他就不大可能发现乙或丙，因为即使他碰上了乙或丙，也不会认为它们有什么重要意义。

戊戌变法从六月十ー日光绪皇帝颁布第一道改革旨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替侄儿光绪重新摄政告终，在这段通称“百日维新”的日子里，光绪帝曾就一系列问题广泛须布了改革法令。在康有为的推动下，年轻的皇帝不是把中国的古代圣君树为楷模，而是把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这类力主改革的君主视为样。”诏书不断下达：改革考试制度建立新式学堂；推进陆海军、警察和邮局制度的现代化；修订法律精简官僚机构，削减冗员；发展商业、农业、治矿和工业；等等。

虽然这些改革措施大部分（如果说不是全部）已由王韬、郑观应（一位颇有思想的买办，1842~1923）等人陆续提出但是总合起来，则远远超过以前的任何改革，是对中国陈旧过

时的体制所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也是第一次由最高层发动的进攻。

但是很明显，一阵喧过后，留下的后效甚微。只有几个省（特别是湖南，这里的巡抚同情改革）曾认真努力实现旨。整个帝国其他部分的反应，则从茫然不知所措直到顽强抵抗。许多官员可能愿意实施改革，但并不理解改革。另外一些官员，则由于摸透了改革的意向，而竭力阻挠其实施。满人因皇帝信赖的改革者多为汉人而深感恼怒。保守派惧怕任何改革；温和派则深恐改革会加强他们所厌恶的康有为一派人物的政治影响。在整个官僚体制中，许多人虽然也许并不反对改革本身，但唯恐某项改革会危及他们个人的仕途。总而言之，戌维新的志士如果说善意有余，则实现这种善意所必备的实际政治头脑与经验却极端不足。光绪皇帝本人尤其如此。正如邝兆江（ Luke Kwong）令人信服地指出，光绪没有自己完整的变法纲领，是一个极端无能的政治领袖。

上面勾画出的一幅19世纪后期中国改革运动的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改革过程理解为中国对西方和日益西方化的日本所造成的种种新问题的回应。根据这种看法不仅把改革和西方挑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看成一种思想问题...

对满族人说，1860年秋天真是满目苍凉，暗淡到极点。英法联军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势，占领北京，毁坏圆明园。咸丰皇帝一行风尘仆仆，避难热河。太平天国运动在五十年代后期似乎即将销声匿迹，可是随着李秀成（死于1864年）和洪仁玕一类领导者的得势，又生气勃勃，卷土重来。统观全局，清王朝大有分崩瓦解之势。

但是，清朝竟然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861年咸丰去世为清廷出现新纪元铺平了道路，汉满两族协力支持朝廷。此后十年，占据政府要职的都是难得的贤才。外军在迫使清廷签署一系列新条约以后，撤离首都，返回南方，表示他们无意垂涎中国的领土。尤为重要的是，部分由于上述因素，太平军终于形势逆转，到1862年败局已定。

中国人曾把同治时期列为“中兴”，意指朝廷在最后时刻决心对整个体制摇摇欲坠的基础注入新的生命力，以重新获得民众与绅士阶层的支持。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中兴，但这次中兴却有个特点，即面临西方入侵。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个问题：同治中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做出的回应？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就六十年代所倡导实行的种种改革稍加说明。从总体上说，这些改革的性质与其说是“革新”（innovative）不如说是“复旧”（restorative）。例如在文官制度方面，固然大家都认识到选拔人才的重要性，但是所谓 “才”则仍然沿袭旧意，指的是无所不能的通才而不是专业人才。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深信只要政府选贤与能，制度上的改变是不必要的。同样，当讨论到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科举制度时，议政者最多只能遵循旧法，建议考试应注重文章内容而不应注重形式和书法。没有人做出任何努力吸收西学各种科目，使考试内容赶上时代。

在经济领域亦复如此。正如芮玛丽所有力证明的那样，在拟议的改革中压倒的重点是重新恢复内乱前的经济。在农业方面不外削减皇室开支、增加耕地面积、兴修水利等。对...

虽然19世纪最后数十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有必要按照西方方式进行变革，但是由衷地承认这种变革确实是一件好事却姗姗来迟。因此，改革家们往往不得不用各种思想外衣来伪装仿效西方的变法主张，使变法不致显得有失体统。这种思想伪装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改革家自身心理上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出于应付对方批评的政治上的需要，依然是有待思想史家们解决的难题。

为革新辩解的最常用的办法，不少是根据中国所谓“本未”的思想。“本”（原意是“树根”），指开端，根本，实质；“末”（原意是“树枝”），指尽端、偶然、非实质。体现这种思想方法最著名的例子是“体用”之说，此说经张之洞(1837~1909)于1898年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著名论断后，终于流传后世。“体用”之说于九十年代后期尤为盛行，其目的在于证明“西学”由于实力显著，应该采纳，但同时再度肯定中国文化是至圣极德。有的中国人不用“体用”而用“道”（最终价值）、“器”（技术手段）二字，但根本含义相同。根据列文森分析，这类思想终必陷入一种智力游戏，进退两难，两相抵消。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榜样”为中国改革家所接受，随着“用”（或“器”）的内容从坚船利炮扩大到科学、数学，再到工业化，最后到现代教育，“体” （或“道”）的内容势必不断缩小。中国人终于发现自己从事一桩无法实现的工作，即试图通过根本改变一种文化的办法来保存这种文化。

另外一种为改革辩解的办法是申言西学来自中国。这种说法盛行于戊戌变法（1898）前后。它是许多世纪前中国人为接受佛教而辩解时提出的所谓“化胡”理论的新版（这种理论认为佛教是中国道教印度化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中国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接受它）。例如，许多人都宣称西方的军事技术、科学、数学和基督教，最初都来自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这种说法好处甚多：第一，它既认可了得自西方启发的变革，又无损于中国人文化上的自豪感...

此言在一定程度内固然甚是。不过，也可说大谬不然。因为它过分强调一种特定的局外性，从而流露了言者对一般史家力图寻回历史真相时所面临的局限性有根本误解。事实上所有史家——不仅包括从外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美国史家，也包括从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中国史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自己所处的环境囚禁，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个人都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与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之事影响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而限定我们所寻回的历史真理。

但是，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归根结底，一切历史真理无不受到限定，因为历史真理并非体现过去的全部真相，而只体现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对史家心中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组特定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史家的关切不同，心神贯注的事物不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不同。这其实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史家未能充分意识到隐藏在自己提出的问题中的前提假设，其结果是“真理”不是来自史料之中，而是强加于史料之上，最后我们得到的历史的画面——由重要的历史变化构成的那幅画面——就会过多地受更家内心世界的制约，而过少地受史家所描述之世界的制约。这种历史就成了真正的局外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美国人可能写出，中国人也可能写出，而且是任何史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由美国人来写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并不是什么自相矛盾之语，而是美国史家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完全适宜的——也许是唯一适宜的——奋斗目标。

The fact is–not only Americans approaching Chinese history from without but also Chinese historians approaching it from within–are, in some sense, outsiders. All of us are to an extent prisoners of our environments, trapped in one or another set of parochial concerns. And the truth we retrieve is inevitably qualified by the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preoccupations each of us, through our vocabulary and concepts, brings to bear on the study of the past.

To qualify a truth is not, however to nullify it. In the last analysis, all historical truth is qualified, in that it consists not in the whole truth about the past but in a limited set of factual statements, adequately supported by evidence, that constitute the answers to a particular question or set of questions that the historian has ...

书籍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