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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澳門開埠以來，這座小城誕生眾多顯赫的家族：盧家、先拿·非難地（Bernardino de Senna Fernandes）家族、傅家、高家、何家、崔家和馬家等。他們對澳門的貢獻良多，而接下來我們將篇幅留給主人公——高氏家族之首高可寧。

高可寧（1878-1955），字富順，自小便在廣東、香港與澳門四處拚搏求生存，往來省港澳經商途中逐漸發覺在澳門投資是不可多得的機會，於是先後成立公司、經營鴉片煙、開辦德成按、德生按、裕豐按等多家大型按押店，曾經營著如福衡銀號這樣的錢莊銀號，米舖、酒舖、舖票行等亦有涉足。嚐到甜頭的高可寧將其商業計劃拓展至當時澳門的朝陽行業——娛樂業，後又涉足輪船業務和地產經營。經過一番打拚，高可寧從底層草根爬到了上流社會。然而，如果我們見到小時候的高可寧，可能並不會把他與一方富賈聯繫起來，估計年幼時的他也不曾想過有朝一日會富甲一方，因為他早年喪父、家庭清貧。窮苦出身並沒有讓他變得自私自利，反而促使他更熱衷於公益慈善事業、救濟鄉間貧苦人家，曾多次斥資捐贈善堂、醫院、紅十字會和開辦學校等。這樣樂善好施的行為與品格，獲得了澳門社會與政府對其的首肯與讚許。

然而在抗倭戰爭（1937年至1945年，由倭軍全面侵華為起，到倭軍無條件投降為止）及戰後的時期，有著慈善家之譽的高可寧卻被當時的國民政府和內地輿論視為是「經濟漢奸」。戰爭時期，儘管澳門因為特殊的背景地位而倖免於倭軍的炮火，未遭受戰爭荼毒，但倭國通過嚴格管理澳門進出口業務的手段，變相全面封鎖澳門，並控制澳門的經濟、政治活動。心懷家國的高可寧，不忍大量逃亡到澳門躲避戰爭的群眾無家無食，自發参與慈善數百次，積極救濟澳門的受難民眾。或許是戰後大陸政府及市民高亢的反倭情緒讓他們忽視了高可寧為澳門市民以及來澳的難民所做的貢獻，就斷定高可寧與倭國人在戰時有生意往來，並判定高可寧是「經濟漢奸」。

既是富商、實業家、慈善家，又是「...

1878年（清光緒四年），高茂生、孔如珍夫妻倆在廣東番禺縣沙灣司官涌鄉（現在屬於廣州市番禺區石碁鎮官涌村）育有子女七人，其中一子起名可寧，取字富順，寓意一生富貴順利。但這個家庭不太尋常，父親高茂生身患風痹症，導致左手殘疾無法工作，沒有工作就意味著無法帶來穩定收入，還得攢錢治病，這讓高家清貧如洗。隨著病情惡化，難以治療，高父意外撒手人寰，母親孔如珍便獨自撫養富順長大，她在青紫門巷口（今官涌村汾陽上六巷）擺攤，以販賣凉粉、鹹糕、花生小吃維持生計。養到六七歲，富順該去讀書了，母親就帶他到鄉裡的私塾唸書。上了幾天學，家裡卻遲遲拿不出每年兩元的學費，讀書之路只好作罷。輟學後，年幼的富順和母親一起，通過行乞、打鼓賣唱、扛抬儀仗等體力活以求餬口，過著有上頓沒下頓的日子。這些體力活顯然滿足不了正常的生活開銷，從十二歲起富順就去外面做一些零工，轉賣生果魚蝦等，赚點小錢幫襯母親和貼補家用。

就這樣小打小鬧過了四年，仍舊不安於現狀的他隻身前往香港當僱工、從事商品買賣等營生，由此開始混跡於廣東省、香港、澳門三地的生活。可是打工賺錢太慢也不自由，經商又太累。在一次經商返澳門途中，他不經意間意識到：博彩本小利大，恰好這段時間廣東禁賭，只有澳門這一個小城允許開辦賭業，再加上附近居民對娛樂業有濃厚的興趣，在澳門經營賭博業一定大有可為，這是一個相當寶貴的商機，足以從中狠賺一筆。於是高可寧立即决定將澳門規劃為他創業以圖富強的起點。根據《工商日報》（1955年4月13日版）一篇報道所言，他「創業」時口袋裡僅有四十八枚銅錢。但憑藉頭腦和運氣，高可寧最終擺脱貧窮，成為一方巨富豪紳。

時間來到1911年，當時的澳葡政府對「番攤」、「山票」及「白鴿票」等賭博業經營權進行招標。已經三十三歲的高可寧按著規劃走出了第一步——承投番攤館的經營權。新手入行，通常都會被幸運照顧，他也不例外，第一次承投即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脱穎而出，中...

單是支起番攤館、買賣鴉片煙，並沒有讓他裹足不前。他又把賺到的錢投入到開辦銀號、舖票行，售賣糧食，經營交通等與民生相關的行業裡，開辦公司的步伐越來越頻繁：1917年2月1日高可寧與林禮周、潘伯泉合股承辦「澳門大信票有限公司」，主理人為潘伯泉，股本17萬，為期五年，年餉21.36萬元。1917年12月高可寧與黃孔山在新馬路開辦「德成按」，合股雙毫五萬元；又與黃孔山合股雙毫四萬元在新馬路開辦「福衡銀號」。同年，他在澳門快艇頭街經營「兆豐酒米舖」。據高福耀等高家後人回憶稱，由高可寧參股或控股的公司越開越多。1918年高可寧發起承辦「澳門集益娛樂公司」，籌集股本西紙39萬元，其中高氏個人股本佔12.2萬元。1918年4月17日開辦「昇昌輪船」，經營往來省港澳的水路交通生意。1920年4月12日高可寧與黃孔山、潘伯泉合股承辦「富源山票白鴿票公司」。1922年10月15日他與潘伯泉、蔡文軒開辦「澳門福海鹽務公司」，籌集股本西紙12萬元。1925年8月4日，高可寧又和夥伴李際唐以「集福公司」的名義承充澳門番攤生意，為期三年，經營權從1926年2月1日起至1929年1月31日為止。

至此，高可寧建立了以信票作為吸納資金，銀舖作為經濟周轉，當舖作為銀口生息，米舖作為家庭日用所需的商業版圖，幾乎涵蓋了澳門方方面面。

站穩腳跟之後，那些行業給高可寧提供了穩定的現金流。正如滾雪球那樣，自然是要瞄準更高的利益。他又把目光轉回博彩業。只不過和之前擺攤設局不太一樣，這次是大張旗鼓、創新發展，打造「酒店與賭博」的新模式。

1932年11月，高可寧與傅老榕合夥收購總統酒店並改名為「中央酒店」，高可寧僅出資入股，當了一回「甩手掌櫃」，整體經營由傳老榕全權負責。高傅倆人覺得只有六層的樓不夠氣派，就找來建築公司設計在當時屬於難度相當大的一項建築工程——修建樓上樓，即在原先六層的基礎上再加建五層，並在其內部開設娱樂場...

高可寧在商業上取得赫赫成績，有了「利」就該追求「名」了。這麼多年混跡於省港澳，尤其在作為商業主戰場的澳門，他獲得了不少職務職位：曾擔任澳門中華總商會主席，歷任鏡湖醫院值理、同善堂副主席，以及回鄉會、澳僑賑饑會、公進會粥場等慈善組織的名譽委員、董事、名譽顧問、委員等職務。可謂名利雙收，是當時澳門華人的領袖。

儘管生活窘迫，親身體會過貧困的滋味，如今在「金、食、住、行、賭、毒」行業中發跡，掙到了鉅量財富後，高可寧的雙眼和良心並未因此被蒙蔽。基本上，他在商業中賺到的錢，都會拿出一部分，用於鄉間救苦濟貧、開辦學校。例如：在1926年，他回鄉捐錢創辦「德成義學8（現官涌小學，即茂生紀念學校的前身），從而讓家鄉的孩子不再需要經歷他以前那般因為拿不出學费而悻悻輟學、無書可讀的日子。他還向鏡湖醫院、同善堂、紅十字會等機構捐助鉅款，以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抗戰時期，在澳門被倭國人嚴格管控、全線封鎖的情况下，高可寧仍在想方設法、自掏腰包地救濟逃難來澳的同胞。為表彰其對澳門社會的貢獻，1951年9月15日，澳葡政府授予他葡萄牙紅十字會紅十字紀念勳章。在授章致辭中，高可寧向各界人士表達感謝，並承諾繼續承擔這份責任與義務，親歷親為做好慈善救濟回饋社會。次年6月27日，葡萄牙海外部長羅瑟文前往澳門，再為高可寧頒授爵紳勳章一枚。

好人多磨難。高可寧晚年時被醫生診断出患有嚴重癌症，多個器官受到癌症的影響，再加上年事已高，治癒的可能性不大。在澳門休養時，醫生勸説高氏家人别讓他遭罪了。聽罷，家人遂將高可寧遷回位於香港山頂馬己仙峡道515號住所內，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光。據《工商日報》（1955年4月13日版）報道，1955年4月13日早八時，高可寧因癌症在香港私宅裡病逝，享年七十七歲，後安葬於香港鴨脷洲，遺產約逾港幣一億元。

在介紹高可寧如何成為航運巨擎之前，有必要先瞭解下澳門航運業的背景情况。

澳門位於中國南端，珠江口入海口西岸，與香港島隔海相望，背後以香山（今中山、珠海）為腹地，最於約16世紀就有外國人乘船往來。得益於這樣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條件，澳門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之一，許多那時候新潮的新技術通過澳門傳向中國內地，近現代船運業也不例外。葉顯恩和周兆晴曾在《廣東航運業的近代化》中寫道：「1830年4月19日，從印度加爾各答駛來一艘滿載鴉片的輪船，名為『福士號（Forbes）』，此船以蒸汽為動力，船身以鐵殼為覆，重量一百六十一噸。以往中國人接觸的船，多以風力、人力為主，順風而行，當第一次見到頂風破浪而來的福士號時，眼裡無不充滿詫異與驚奇」。

那時候澴沒有完善的交通基礎設施，在華經商的洋行商人深受上省下澳不便之苦。嗅到商機，怡和洋行便購買了一艘名為「渣甸號（Jardine）」的輪船作為來往澳門、伶仃和廣州黄埔的客運船。趙利峰評價這是中國第一條近現代意義的輪船客運航線。可惜好景不長，廣東地方政府懷疑怡和洋行使用輪铅載客運客是另有企圖，於是出台禁令，禁止此船在廣東航行。而且「渣甸號」還在一次航行途中遭到虎門兩岸炮台炮擎，不得不退回伶仃洋，最終被迫開往新加坡，中國第一條近現代意義的輪船客運航線就此停擺。

當英國以販賣鴉片為藉口發動侵華戰爭後，外資開辦的輪船公司在粤港澳地區便大力發展起來，壟斷了該地區的輪船航運業。

據《廣州近代經濟史》記錄：1865年，英國和葡萄牙人合資開辦「省港澳輪船公司」，總部位於香港，分店則在廣州開辦。這家公司擁有三艘輪船，分別是3,174噸級「泰山號」、2,533噸級「金山號」以及1,816噸級「瑞泰號」；開闢了四條航線，主要營運廣州、香港、澳門、梧州等地的航運業務。1870年，倫敦中國航業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擁有七十九艘輪船（共156,792噸），先後開闢定期航線二十條...

1925年，高可寧與胡禧堂等人合股創辦「同安輪船公司」。1930年8月28日，高可寧分別以二十萬五千元和六萬元價格投中「播寶號」、「哈德安號」兩艘載重為1,671噸的法國輪船和位於廣州西堤的碼頭。等「播寶號」、「哈德安號」兩艘船到貨交付，高可寧即向廣州方便醫院連續捐款六天，以滿足醫院日常運營所需。這一事實可被《香港華字日報》（1931年2月21日版)印證：「省港輪船播寶、哈德安兩號，現以廣州城西方便醫院辦理妥善，而院費不敷，自動報效六天，充作該院慈善經費，闢自元月初大日起實行」。

得益於投資運作、經營有方。到1932年，同安公司已經有「東安」、「西安」、「播寶」、「哈德安」、「昇昌」和「恆昌」六艘往來省港澳的輪船。從由華商經營的輪船公司的角度而言，其實力不容小覷。然而由於航運競爭激烈，「播寶」、「哈德安」不得不停航，僅以四艘輪船作經營之用。後來，合夥人胡禧堂與次子胡百祿在香港太古洋行華人船務處買辦室被離奇槍殺。得知此消息，高可寧痛心疾首。忍痛料理完胡家喪事，他便全權接手同安輪船公司的運作。一上任，高可寧隨即大刀闊斧裁員，規定船務工人必須繳納保證金。嚴苛的改革政策，令員工們深深感到被欺壓，於是紛紛舉行罷工，罷工潮整整持續三日，直到同安公司答應賠償海員工會七千元才消停下來。

1937年底，高可寧和傅德蔭以「泰興公司」的名義承充澳門番攤後，打算缩短賭客來往港澳的航船時間並提升客人的乘船質量，於是僱用工人修理已停驶数年的「播寶」、「哈德安」輪船，重新整修並裝潢輪船內部，以達到美觀華麗的觀感享受。再配上受過專業訓練的服務員為旅客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加裝播音台播放唱片或電台。船隻內部煥然一新，而名頭也相應做調整，「播寶號」改名為「濠江號」，「哈德安號」改名為「交通號」，專門用來行駛港澳航線。新船不僅大幅提升了客人的乘船質量，還促使來澳門參與博彩的旅客增多。當時的澳門，正在大力發展博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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