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诞生《罪与罚》《群魔》《白痴》等作品的非凡六年）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是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的第四卷，融合传记、文学批评和社会文化史的光辉典范。本书聚焦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辉煌的创作喷发期，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世界文坛贡献了三部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弗兰克依然探讨了文本的生成过程与社会、文学内涵，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嵌入到对作品的分析之中。

插图目录

音译和版本

前言............ ⅰ

部分某些“‘不成熟’的离奇思想”

章引言............ 3

第二章“不幸福的人”............ 10

第三章威斯巴登的赫列斯塔科夫............ 32

第四章“我们可怜无助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56

第五章《罪与罚》的由来............ 80

第六章从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 107

第七章解读《罪与罚》............ 127

第二部分再婚

第八章“一颗小钻石”............ 203

第九章《赌徒》............ 231

第十章出走与流亡............ 253

第十一章屠格涅夫与巴登巴登............ 282

第十二章日内瓦： 生活在流亡者当中............ 309

第三部分俄罗斯理想

第十三章寻找一部小说............ 335

第十四章“一个完美的人”............ 356

第十五章一位极度沮丧的父亲............ 383

第十六章翻越阿尔卑斯山............ 408

第十七章《白痴》............ 442

第十八章历史观察............ 480

第四部分小册子与诗

第十九章《大罪人传》............ 513

第二十章《永远的丈夫》............ 536

第二十一章父辈、子辈与斯塔夫罗金............ 554

第二十二章流亡归来............ 578

第二十三章《群魔》中的史实与神话（一）............ 613

第二十四章《群魔》中的史实与神话（二）............ 641

第二十五章骗子之书............ 667

第二十六章结束语............ 705

参考资料............ 711

索引............ 719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18-2013），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学者。著有《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难的年代，1850-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的衣钵，1871-188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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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谈到的小说的某一章内容在其生前从来没有发表过：这一章有时题为“斯塔夫罗金的自白”，或是按照原意题为“谒见吉洪”。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的构思，它是第二部分的第九章，成为这一部分的结尾，不过，有迹象显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考虑过把它放在第三部分的开头；但是，主题结构的内在逻辑使第一种选择更合适。这一章讲述斯塔夫罗金拜访了附近的一座修道院一一吉洪修士住在那里——并以书面方式坦白自己奸污过一个十二岁的女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八七一年秋天写的这一章，完成的时间不迟于当年十月。第七章和第八章刊登在《俄国导报》十ー月号上，但是随后，小说的连载停止了。卡特科夫拒绝接受内容明显骇人听闻的这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法说服他改变主意；因此，这一段文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发表过，尽管原稿中一些不犯忌讳的内容将被用在《少年》中。一九ニ一年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这一章的原稿并于ー九二二年将其发表，从那以后，它一直是批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

原稿存在两个版本：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特科夫做出不发表的决定前收到的杂志寄来的校样；另一个是安娜誊写的抄本，其中包含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编辑提出的反对意见进行的修改。

《罪與罰》經常被人比作現代偵探小說或犯罪驚險小說，而在小說史上，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影響的連載小說是這兩種類型小說的前輩。乍一看，由於殺人者的身份明確，把它比作偵探小說不如比作犯罪驚險小說更為恰當。在犯罪驚險小說中，一開始就有人公然犯罪，小說的重點則在於描寫因最初的犯罪而進行的冒險。但是，《罪與罰》的重點實際上是要解開一個謎：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動機之謎。因為殺人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發現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去殺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想像中驅使他殺人的道德動機不能真正解釋他的行為。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偵探小說故事中對殺人兇手的常規追查內在化和心理化，把這種追查轉向人物自身；這樣一來，探尋自己的犯罪動機的正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本人。這種探尋提供了一個與對罪犯的常規追查類似的懸念，不過，這個懸念肯定更深奧，道德意義也更複雜。當然，有一個負責調查案件的探員波爾菲里·彼得羅維奇，他的任務是將拉斯柯爾尼科夫繩之以法；但是，相對於他在拉斯柯爾尼科夫自省自知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鞭策作用，這種純粹的法律職能就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出色地改變了偵探小說的另一個特點以適合自己的需要，儘管這一獨特的技巧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偵探小說的敘述總是包含著各種各樣的線索，一些線索指向真正的罪犯，另一些線索則指向錯誤地受到懷疑的完全無辜的人物，故意暫時誤導讀者。在《罪與罰》中，同樣有無辜的人物被當作殺人兇手遭到逮捕；但是，讀者對案情瞭解得更清楚，而且我們將會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這些錯誤的指控既達到了技巧上的目的，又在主題上形成了某種重要的對比。此外，因為小說的核心謎題是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動機之謎，他還利用這些錯誤的指控隱藏安插了一些關於這個謎題的線索，在引導讀者的同時也誤導讀者。這些誘導性的線索從一開始就被精心地編排在故事的背景中（不過不太引人注目，很容易被讀者所忽略，尤其是初次閱讀時），它們指明瞭...

就在作家人生的這一關鍵時期，他遇見一個與安娜年齡差不多的姑娘，可能比安娜大一兩歲；陀思妥耶夫斯基臨時給這個姑娘取名阿尼婭。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是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憶錄》所說的那樣認為這指的是安娜·科爾溫-克魯科夫斯卡雅也許值得懷疑；她的日記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幾天前告訴安娜，他想叫她阿尼婭或阿涅奇卡。無論如何，他以極大的熱情讚揚了女主人公阿尼婭，說她「溫柔，聰明，善良，活力四射，與人相處斯文得體」。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到他的女主人公雖然「實際算不上一個美人……但卻長得很好看[所以]我喜歡她的臉」時，安娜·格裡戈里耶芙娜（大概）忍不住產生了忌妒，「我的心被什麼東西刺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這位不幸的作家自然而然地愛上了這個充滿魅力的年輕姑娘，於是，他開始為她是否可能對他的感情有所反應而苦惱。「這個年老、有病、債務纏身的男人能給一個年輕、活潑、精力旺盛的姑娘什麼呢？」想要把她的命運與他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難道不是要求她做出「可怕的犧牲」嗎？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作為女性為他提供有益的建議的那個問題。她認為這樣一個年輕姑娘愛上那位藝術家在心理上是合理的嗎？

安娜根據自己強烈的渴望回答了這個問題，她的回答充滿了感情的力量。「但這為什麼不可能？……即使這樣，她哪裡做出了什麼犧牲？如果她真的愛他的話，她也應當是幸福的，所以，她永遠不會感到後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待的正是這一刻以及他想方設法用文學技巧使她說出的這些話;剛一聽到這些話，他就把虛構的情節拋到一邊說出了故事的結尾。「『想像一下，』他說，『那個藝術家就是——我；我已經表白了我對您的愛情並且請求您做我的妻子。告訴我，您會怎麼回答呢？』」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從陀思妥耶夫斯基流露在臉上的內心痛苦看出，「如果我含糊其辭地回答他，就會給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致命一擊。我看著他的愁眉苦臉——在我看來這張臉變得非常可...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次婚禮在西伯利亞的一個荒涼的小村莊里舉行，那裡的條件非常簡陋，參加婚禮的幾乎都是他不認識的人，證婚人之一被普遍認為是新娘過去的一個情人。他的第二次婚禮在富麗堂皇的伊斯梅洛夫聖三一大教堂舉行，教堂為這一場合佈置得光采奪目，合唱隊優美的歌聲在教堂裡迴響，家人和最好的朋友簇擁著他，他的身邊是容光煥發的年輕新娘，她崇拜和尊敬這個男人和藝術家。他簡直不敢相信幸運之神眷顧了他，在安娜母親家舉辦的婚宴上向朋友介紹安娜時，他不停地一遍又一遍說：「看看我這個可愛的姑娘！ 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她是我的姑娘！ 她有一顆金子般的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我們幾乎很少看到他享受純粹的快樂的時刻，這肯定是那些罕見的時刻之一。他的希望沒有落空，安娜也沒有辜負他的期待;事實證明這場婚姻天長地久，牢不可破，夫妻之間的感情紐帶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得到鞏固和加強。但是，為了處理並且克服安娜未來很快就將在俄國或是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國外生活中所面對的一切困難，她確實需要「一顆金子般的心」一甚至在結婚的此時此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已經不安地意識到這一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總是描寫這樣一些人物：他們的外在行為或卑微的社會地位並不表明他們真正的道德價值。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備受悔恨折磨的殺人兇手在道德上比那個自私自利、鮮廉寡恥、道貌岸然的律師盧任優越，他的犯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人類苦難的憤怒反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表面上遵守公認的行為規範與真正的道德情感之間始終存在著某種差距;前者絕不是衡量後者的標準，因此，他筆下的人物有時在以最應當受到譴責的方式行事的同時，內心深處卻悔恨地承認他們的罪過和恥辱。 這一類人物在《白癡》中顯得最為突出。在這部小說中，眾多人物忽而毫無來由地蠻不講理，忽而痛心疾首地為自己辯解，他們不斷重複著這兩種行為。經常出現在此類人物身上的讓人感到並不協調的搖擺不定完全可以被認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換位嘗試一在癡迷於賭博的過程中，他試圖保持最低限度的自尊，所以他不斷安慰自己：他不完全是一個卑鄙無恥的墮落者。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迄今為止的作品中，還沒有哪一部包含著堪與媲美的人物群像，通過這些人物，小說生動有力地描寫了利己主義的多種變化和細微差別。書中的所有主要人物極易受到人性中固有的利已主義的強行驅使（梅什金公爵也不例外，儘管這一點總是被人們所忽略）；但是，每個人物不同的表現肯定也體現了各自明確的道德水準。道德水準最低的人追求某些功利主義的個人利益或是某種物欲的滿足。貪婪的加尼亞·伊沃爾金屬於這個水準，為了與備受淩辱的納斯塔西婭結婚從而得到她的嫁妝——這將使他擁有夢寐以求的財富——他準備出賣自己的靈魂。耽於肉欲的享樂主義者托茨基（儘管他循規蹈矩地試圖按照自己信奉的處世之道安排納斯塔西婭的未來，但他並沒有為徹底毀掉納斯塔西婭感到絲毫良心不安）和懼怕老婆、並不邪惡的葉潘欽將軍——他對納斯塔西婭同樣懷有非分之想但沒有得逞——也屬於這一道德水準。不過，愛慕虛榮的葉潘欽將軍對家庭做出了真誠的奉獻，他還為自己曾經無意識地斥責過一個生命垂危的老婦人感到悔恨，這把他的道德水準提高了一個檔次。

有些人物的利己主義表明他們真正具有道德精神感受力，儘管他們採取了某種自我毀滅的方式，這使他們顯然達到更高的道德水準。在這類人物中，我們看到了為情慾而瘋狂的羅戈任，只要能夠贏得納斯塔西婭的愛，他準備一擲千金並且忍受任何痛苦。這裡還有納斯塔西婭本人，她甘於墮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是所謂“痛苦的利已主義”最重要的實例。痛苦的利己主義是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的利已主義，他們像受虐狂一樣拒絕進行任何嘗試來減輕他們被損害的感覺，以此報復這個世界。身患肺病瀕臨死亡的年輕人伊波利特·捷連季耶夫也可以在這裡得到一個位置，他對上帝的憤怒與納斯塔西婭對社會的憤怒相似，他拒絕與一個對最大的不公負有責任的造物主和解，這個造物主使人類產生了意識， 然後又判處了意識死刑。

我們也許可以把以下人物放在另一條道德水準線上：阿格拉...

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性的作品，都诞生于流亡时期，也是一段十分贫穷、痛苦的艰难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因负债而不敢回国，和新婚妻子安娜流亡欧洲，他染上了赌博，而刚出生的小女儿又不幸夭折……恰恰是在这段令人崩溃的时光，他接连写下了《罪与罚》《群魔》《白痴》等永垂不朽的作品。

书摘插图

不难确定《罪与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那些年的经历之间存在着类似这样的联系；不过，还有更多隐蔽的联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没有引起由一些热衷于寻根问底的人所组成的潜心研究这种联系的群体的注意。据我所知，没有人注意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前后的心理状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在农民杀人犯身上的情况之间的相似之处。这种农民、家奴、士兵或工人，他们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通常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突然，在某个时刻，“他心中的什么情绪似乎爆发了；他不再忍耐，用刀捅死了他的仇人和压迫他的人”。这种事情虽然是“犯罪但［仍］可以理解”；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同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以前与人相安无事，现在开始不问青红皂白地杀起人来，“为了消遣，为了一句无礼的话，为了凑一个整数，或者只是‘给我让路，别挡我的道儿，我来了！’人好像喝醉了似的，处于癫狂状态。一旦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他似乎就开始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4∶8788）然而，只要癫狂状态一过，这些罪犯就会冷静下来，然后立即恢复他们原来温顺的本性。

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许多情况都是这种模式，只不过改用别的语言表述以更加符合他作为一名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陷入“癫狂状态”的与其说是谋杀本身，不如说是“跨过不可逾越的界线”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让他“得意地认为，对他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实施了谋杀——他还杀了两个人而不是像原计划那样只杀一个，本来沉默寡言、腼腆谦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令人意外地对所有那些他认为怀疑他的人表现出某种带有挑衅性的愤怒和敌意，甚至对前来帮助他的人（例如他的朋友拉祖米欣）以及他以前敬爱的人（例如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是如此。他好像有了一种新的人格，毫不掩饰地展示出目空一切的傲慢，就连自己都感到惊讶；但是，他终发现，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发生在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的情况在精神和心理上恰恰与那些发疯的犯人的变化相似；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相似性都过于明显而不容忽视。

这部监狱回忆录的另一段同样被论家忽视的内容在我看来似乎能说明《罪与罚》的缘起。在这一段内容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悲叹法律固有的不公： 对犯罪动机可能完全不同的犯罪规定同样的刑罚，即使罪犯的道德品质有天渊之别，对他们也要给予同样的惩处。例如，某人可能对无论什么野蛮的谋杀都不感到内疚或悔恨，他“在整个坐牢期间从不反省他犯下的罪行。他甚至认为自己做得对”。但是，另一些罪犯的反应截然不同——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有敏感的良心，有觉悟，有感情。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前，内心的痛苦足以把他折磨至死。他为他的罪行所作的自责比严厉的法律冷酷无情得多”。（4∶43）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他关于“一个杀了人的青年人”的中篇小说的萌芽，这个青年人将体现他定义的人格类型：“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具有敏感的良心”，他对自己的惩罚比严厉的法律苛刻得多。如果这种推测是正确的，那么，《罪与罚》的源头很可能就要追溯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岁月并且可以被认为是那些年的经历所造成的某种后果——但只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 那些年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某种真正独特的经验判断标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估激进分子对一般的人性，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性的危险幻觉。另外，如果中篇小说的杀人者发现他也不能长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是一个月）忍受“内心的痛苦”，那么，他自动放弃是因为，他惶恐不安地感觉到极其孤独并且意识到与其他人的疏离，作者本人在苦役营里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和意识，因为农民囚犯毫不留情地对他以及他这个阶层的所有人表现出“难以抑制、不可调和的敌意”。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的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将在《罪与罚》中得到利用。人们经常认为马尔梅拉多夫的人物原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任妻子的前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伊萨耶夫。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救药地爱上伊萨耶夫眉清目秀、非常聪明但长期生活在痛苦中的金发妻子时，他还活着。伊萨耶夫曾经是一名教师和海关官员，但是因为酗酒成性丢掉了这两个职位；当无人照顾的妻子和七岁的儿子生活在乞讨的边缘时，他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酒馆里与地痞流氓饮酒作乐。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尊重伊萨耶夫的人品并且在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说，“他经常受到当地人不公平的对待”。由于不能控制自己他“堕落了。但是，他颇有修养，心地善良。……尽管做了这些下贱的事情，他人品依然高尚”。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设法在他虚构的人物身上捕捉到这种不和谐的品质组合。

伊萨耶夫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弗兰格尔男爵所说，她“天性浪漫容易激情焕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她时她已经患上肺结核，在经历了病痛的长期折磨之后，她于一八六四年四月去世。她无疑被用来当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马尔梅拉多娃的人物原型，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有力的感人笔触描写了这个人物在不幸中经历的折磨、忍受的痛苦以及令人绝望的勇气。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动不动就大发雷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暴躁的脾气宽宏大量，他安慰她说：“对于一个像您这样性格刚烈的人来说，面对不公不可能不进行反抗；这是正直高贵的品质。这是您性格的基本特征。”他对弗兰格尔男爵把她描绘成“一个红装骑士”，因此，暴躁好斗，总是徒劳地抗议社会不公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这一形象令人心碎的夸张体现。马尔梅拉多夫对迫使她接受他这个丈夫的绝望处境的描述（“留下她［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在一个荒凉偏远的地区——我也正好在那里……生活在那种我觉得无法形容的毫无希望的贫困中”）也与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婚姻中的基本情况大致——但并不是在字面上——相符。（6∶1516）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次婚姻的情况，请参阅本书第二卷，《陀思妥耶夫斯基： 受难的年代》，第十五章。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些从西伯利亚岁月延伸至《罪与罚》的思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身无分文、饥肠辘辘地坐在威斯巴登的旅馆房间里疯狂赶稿时，想必像将要在他笔下诞生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对于一个贫穷只能带来无尽羞辱的冷酷的世界，同样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

媒体评论

对于一个准备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人生及其作品中*深刻有力的思想和*打动人心的感情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是天赐之作。

——欧文·韦尔，《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弗兰克的杰出贡献是在记述生平的同时详细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赖以酝酿其作品的社会-政治-文化基础，而且在这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加全面和彻底。

——斯蒂芬·简·帕克，《纽约时报书评》

弗兰克对陀氏小说的解读……以特别敏锐的洞察力使我们深入了解了关于这些作品的结构特征、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小说背景之间的关系的那些*令人费解的问题。

——斯坦尼斯拉夫·巴兰恰克，《新共和》

前言

本书是我一直在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与作品的系列专著的第四卷。接下来的后一卷将要论及他人生的后十年。在本卷覆盖的这几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和两篇中篇小说；这些小说不仅被认为是其作品的一部分，而且跻身整个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伟大的作品之列。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值得大书特书的正是这些杰作的创作，因此，就像本书前三卷一样，我的目的是使它们始终处于突出的地位，而不是把它们当作生活本身的附属品。我认为，文学家传记的目的在于，根据作家的个人生活，同时根据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文学以及哲学环境和氛围，为读者提供一个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的背景。至少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对作品本身专心之至的研究，文学家传记就失去了其主要的（即使不是全部）应有之义。因此，我在叙述过程中对这些著名小说进行了大段大段的分析；这导致本卷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前三卷——前三卷讨论的作品比较少，需要充分阐释的作品也不多。然而，我发现，只要我坚持不懈地争取达到这一目的，我就不得不使读者承受这种额外的负担。

实际上，正是由于第四卷所论述的这些作品的文学水平，对于我的整部系列专著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一卷。多年以前我开始产生这种想法： 与通常采取的方法相比，详尽无遗地仔细研究俄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将为更深刻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额外的丰硕成果，在西方批评界尤其是这样。西方批评界主要通过狭义上的个人生平或是采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或是受到俄国流亡者以及注重宗教和理论的象征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俄国本土的批评比较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是，他所处的时代对其作品的反应自然而然地受到当时强烈的政治敌意的污染，以此为出发点不可能对它们做出任何相对客观的评价。后来，到了苏联时期并贯穿始终，俄国的此类批评只是不断重申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左派和右派提出的观点。要不然就像那些决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得到应得的公正评价的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一样，认为社会文化环境（除了其文学成分之外）无关紧要因而完全不予考虑，象征主义者甚至还贬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范围的普遍性及其对人类所处永恒困境的富于灵感的探索。我决不希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天赋的这种欣赏有丝毫减弱！但我仍然认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由于很久以前在十九世纪四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极少数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那些现在看来陈腐荒谬的主张，他才创作出如此伟大的作品。如果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作家文人所记录的激烈争论以及它们的后结果——这些争论注定要在全世界引起回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不绝于耳；它们的结果如今正在随着那个制度的土崩瓦解而化为乌有——缺乏一定了解的话，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灵感或激情以及他那些忧虑的来源。这种灵感或激情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天赋结合起来，产生了他伟大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出发点，我也清楚地记得我深深怀念的已故好友欧文·豪——我欣赏他的著作并且非常珍视他的赞扬——在本书第三卷出版后不久与我聊起第四卷时他所说的那些话。总而言之，他告诉我，我在第四卷必须面对三座文学里程碑，这将是对我的信念的严峻考验： 通过深入细致地研究创作这些作品的社会文化起因，可以对它们做出充满新意、极具价值的阐释。在写作本卷的近十年间，这些话始终回响在我的耳边，成为一种鼓舞人心的鞭策；我还期待着呈送一份书稿给他的快乐，让他看看他的鞭策是否得到了回报——唉，这种期待现在已落空。欧文·豪（Irving Howe），美国犹太裔文学批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一九二〇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在本书作者撰写这篇前言的前一年，欧文·豪于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因心血管疾病在纽约去世。其他读者将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只能希望他们的结论一如既往地令人振奋。

在我写作本书期间，我的努力有幸得到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的支持，他们的知识和兴趣帮助了我。我从斯坦福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拉扎尔·弗莱施曼和格雷戈里·弗赖丁那里得到非常宝贵的鼓励和富有远见卓识的启发，我可以依靠他们得天独厚的俄罗斯文化知识加强我自己的认识。普林斯顿大学的西奥多和勒妮·韦斯夫妇与斯坦福大学的伊恩和露丝·瓦特夫妇也是我可以向其寻求文学灵感和洞察力的朋友。西北大学的加里·索尔·莫森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卡里尔·埃默森是慷慨地与我交流的斯拉夫学者，他们令人愉快地保证我不误入歧途。哈佛大学的唐纳德·范杰本人是一位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其经典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浪漫现实主义》三十年间学术价值丝毫不减，因此他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阅读了本书。他的赞赏有加的评论令人相当愉快并且一如既往地颇有价值。巴黎大学斯拉夫研究所的雅克·卡托是另一位杰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我在巴黎逗留期间，他依靠夫人雅克利娜的帮助使我在个人生活愉快的同时学术研究亦大有收获；除了利用他主持的斯拉夫研究所的资源之外，我从他本人的著作以及与他进行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交谈中也受益匪浅。

在我写这篇前言时，传来了我珍重的另一位朋友拉尔夫·埃利森去世的噩耗，因此，我想藉此表示多年来我对他的无尽感激： 就在我打算动笔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的时候，我们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这一计划的热情支持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至今我还保存着他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来当作礼物送给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我们在罗格斯大学使用相邻的办公室）。每当拿起这本书我就想起他温馨的友谊及其师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辉煌，这种辉煌既体现在他的杰作《看不见的人》当中，也体现在他的评论文章里。

我还想起另一些朋友，可以说，他们的反应总是让我心情愉快，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在艰难地写作第四卷时，E.M.乔兰和已故的让·埃利翁写给我的几封关于第三卷的热情的来信振奋了我时而萎靡的精神。现已去世的巴黎的朋友勒内·舍农是一位眼光独到的忠实读者，他广博的文化修养使他的评论在我看来特别重要，因此，我认为他对后两卷的期待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赞赏。我也不应忘记向普通的读者表示感谢，他们经常来信询问何时可以看到下一卷，有时来信只是为了祝我好运。没有比收到这样的来信让我更高兴的事情了，这证实了我长期以来的信念： 美国到处都有希望（甚至渴望）阅读为了让人理解而不是为了炫耀专业学识而用学术术语撰写的学术著作的非专业读者。

卡尔文·拉德尔面带微笑耐心地打出了我不断修改的厚厚的书稿。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格蕾琴·奥伯弗兰克以欣赏的态度仔细阅读了原文，同时敏锐地查找问题和疏漏。我还要感谢出版社以前的文学编辑罗伯特·布朗对我善意的督促，他的督促让我决不可能忘记他和公众都在等待我的下一卷出版。

我要感谢国家人文基金会，它为我写作本书这一卷提供了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度的研究基金；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它提供旅行xiv津贴使我得以访问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完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朝圣之旅。我愉快地感谢斯坦福大学艺术与科学部、斯坦福人文研究中心、斯坦福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和玛格丽特·艾尔·威尔伯基金会（特别是拉塞尔·柯克）提供的资助，它们为准备出版这部厚厚的书稿支付费用。我还想向巴黎的东方语言图书馆和斯拉夫研究所图书馆表示感谢，它们的资料使我为本卷以及前几卷所做的研究工作变得相当轻松。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总是从她自己（在数学领域）的专业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向我提供有益的意见、建议和评论，我只能再次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她的建议极大地改善了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的结构；另外，作为我的个读者和编辑，她具有辨别力的严谨思维及其对于文体的敏感总是促使我对我的书稿精益求精。

约瑟夫·弗兰克

美国加州斯坦福—法国巴黎，一九九四年

书籍介绍

一九九五年度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联谊会“克里斯蒂安·高斯奖”

（Winner of the 1995 Christian Gauss Award of Phi Beta Kappa）

本书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受到广泛赞誉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第四卷，它涵盖了这位小说家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多产的六年时间。在这短短的六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他的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同时写出了他最好的两部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这些杰出的作品都是在恶劣的现实和经济条件下写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在欧洲四处漂泊，经常因痴迷于轮盘赌而难以自控。再婚以后他逃离俄国，为的是躲避咄咄逼人的债主和靠他供养的贪婪的亲戚，由于害怕因为欠债而坐牢他不能回国。在异乡辛勤写作时，他与新婚妻子过着默默无闻的贫困生活，写作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他一直担心反复发作的癫痫正在逐渐损害他的文学创作能力。

出品人：刘广汉

策 划：魏 东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赵 瑾

封面插画：王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