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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融入文明成果的内部，通过书中列举的六个典型事例，可以清晰窥见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不同场合下的呈现。脱亚入欧是近代日本国家政策的文化精神；统帅权独立造成近代日本国家*终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立宪政治；西田哲学的文化观清晰地划定了近代日本哲学难以进入纯然境界的界限；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政见分歧*终在国体论中发现了彼此相容的空间；在派阀林立的陆海军内部，集团文化实际上始终发挥着*的规制力。在文明视野中考察日本政治，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可尽收眼底。

一  文明“入欧”与政治“脱亚”： 福泽谕吉“文明论”的逻辑构造/周颂伦、李小白 

（一） 日本幕末明治初年的危机意识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对策

（二） 日本在文明层面确立“入欧”路线与明治前期的社会变化

（三） 明治政府对外关系三重论与福泽谕吉的“东洋盟主论”

（四） 作为“他者”的中国与政治层面“脱亚”意识的登场

（五） 舍“东”趋“西”——近代以来日本文明的“归宿”

二  统帅权独立与天皇“亲政”/张  东 

（一） 裕仁天皇的登场

（二） 田中义一内阁成立

（三） 天皇的关注与时局

（四） “皇姑屯事件”与田中内阁辞职

三  西田几多郎哲学的文化观辨析/吴  玲 

（一） 西田哲学的基本原理

（二） 西田哲学的文化观

（三） 西田哲学的文化观与津田史学的文化观

（四） 结语

四  “超然主义”的失败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政治观分歧/孙志鹏 

（一） “超然主义”的兴起

（二） “超然主义”的困境

（三） “超然主义”的衰落

（四） “超然主义”的失败

（五） 对“超然主义”的回顾与评析

五  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兼及军事战略中的文化因素/王云翠 

（一） 陆军“革新派”崛起

（二） “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

（三） “不扩大派”与“扩大派”之争

（四） “北进”与“南进”之抉择

（五） 军事战略中的文化因素

六  海军派阀之争及其中的文化因素/刘景瑜 

（一） “文明开化”下的海军创设与军令部独立

（二） 华盛顿会议与海军派阀初显

（三） 条约派与舰队派角力裁军条约

（四） 海军派阀之争与国防思想的对立

参考文献

后记  

    周颂伦，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博士。

    李小白，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中古史所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东，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特聘副研究员。

    吴玲，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教授。

    孙志鹏，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王云翠，历史学博士，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刘景瑜，历史学博士，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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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六个课题详尽的描写了近代日本的徘徊与抉择，特别是 “脱亚入欧”、天皇统治权、陆海军阀等不同的看法，鲜活地展现日本这个民族的矛盾和特性。

前言

      《文明视野中的日本政治》是*重点研究课题的终成果。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确定了若干相关问题并进行了甄选，将书稿中的六个课题作为重点进行了专门性的说明和研究。这六个问题自然不能从整体上对文明与政治进行综合性说明，但是同课题研究的阶段性论文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课题设计之初所指向的研究目的。

    “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尤其是明治时期社会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潮。但是，以目前作为惯用语的“脱亚入欧”来说，“脱亚”与“入欧”既非同时出现，亦非先“脱亚”后“入欧”，而是先有文明层面的“入欧”，后有政治层面的“脱亚”。“入欧”即摆脱亚洲的迟滞发展状态并吸收西方文明成果，这一文明路线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有其进步的一面；“脱亚”即在追赶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脱离亚洲，参与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侵略，这一侵略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有其反动的一面。可以说，日本政治层面的“脱亚”意识位于日本文明层面的“入欧”路线与日本政治“盟主”意识的对抗点上，是一种因逻辑乖戾而难以想象的生成。幕末明治初年的危机意识不但是藩士们提出各种“经世秘策”的源头，更是福泽谕吉探索“文明论对策”的动因。他通过考察明治前期的社会变化，证实了日本在文明层面确立“入欧”路线的合理性。在取得一定的文明成果后，明治政府的首脑们在地理位置、人种宗教与文明水平上形成了对外关系三重论，福泽谕吉也提出了以朝鲜为目标的“东洋盟主论”，日本的自我定位进入转型期。在历经“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以及中法战争后，福泽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他者”的中国是日本引领东亚“文明化”的巨大障碍，于是日本在政治层面的“脱亚”意识随即登场。从近代日本文明与政治的发展脉络上看，舍“东”而趋“西”是近代以来日本文明的“归宿”。

    关于统帅权与天皇亲政，日本学者有较多的研究，但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是相对薄弱的。统帅权独立是《明治宪法》设计者的技巧，天皇亲政是统帅权独立受到挑战之后，专制主义者无奈退却中的一种腾挪。这一过程是近代日本政治中的关键问题，它基于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对日本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认识，并将其折射到近代日本内外政策的制定上。宪法对天皇大权的明确规定，从个人心理来讲，使天皇在对政治有理解能力的同时，很难自觉约束自己。而且，现实政治中会有各种对立，需要通过天皇权威来调和。因此，政府权力从天皇权威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正当性”，还常常会受到天皇实质性“干预”的压力。但是，这种“干预”的力度与方式是受到多方面限制的。对天皇要求的这种矛盾性平衡，在大正天皇时期遭遇了危机。天皇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其前提就是他对政治有所理解，但大正天皇由于疾病而缺乏对政治的理解能力，因此，政府从大正天皇那里得到的“正当性”就受人质疑，引起了政治混乱。这在大隈重信内阁时期表现得比较明显。从日本“家”的观念来讲，为了确保良性经营，当“家长”上了年纪或是出现变故而丧失管理能力时，可迫使其“隐居”。但是，天皇家被视为“家秩序”的典范，因此，即使大正天皇由于疾病而无力管理皇室、处理大政，也不能迫其“隐居”，只能由太子裕仁摄政，代行天皇大权，“家族国家观”下的近代天皇制陷入尴尬境地。在摄政期间，裕仁对大权的自觉以及对政治的理解得到培养，对先祖明治天皇的“遗产”《明治宪法》也尽力遵守，并以明治天皇为典范而修“君德”。从明治维新开始，对军队的统帅权一直是天皇“亲政”的重要方面，在藩阀、元老时期，它可以包含在“公议”（立宪）下的“亲政”里面，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期军部的抬头，军、政间的对立日益明显，军部要求的“亲政”与“公议”（立宪）难以协调。终，军部法西斯打破了明治宪法体制下“亲政”与“公议”（立宪）的平衡，近代日本的立国理念也就遭到了根本性的颠覆。

    关于西田几多郎哲学的文化观，在国内对日本哲学的研究中，鲜有学者将其与西田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所做的辩护联系起来。根据相关讨论，在日本大正年间，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化学家和哲学家都“自觉”地将为战争辩护当作己任。研究的困难在于，一方面要确定它的学问价值，另一方面要确定它的政治影响。之所以选择西田几多郎的哲学作为一个切入点，是因为西田哲学一向以“善”的研究为人们所尊重，而其政治上的功能却长期被忽视，这是一个重大问题。西田以文化多元论对抗西欧文化中心主义，反对西方文化中的逻辑至上原则，重视不同文化的特殊性。这种将当时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的西方文化相对化的方式，是西田哲学文化观的突出特征，与当时日本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排斥西欧价值的思潮相一致，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一定的进步性。西田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强调文化间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指出在充满斗争的世界，只有文化作用才能使世界走向“同一”。他憧憬在文化冲突中产生“新的文化”“新的人类”“新的世界”。在“新的世界”中，优势文化以“矛盾自己同一”的方式包容、沟通其他文化，各文化之间形成“纵向”格局。这种文化的“纵向”格局表明，西田哲学文化观尽管主张文化多元论，却明显缺乏各民族文化平等的因素，表现出了强烈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倾向。西田始终强调日本文化具有弥合东西方文化缺陷的特质，即日本文化不仅是“无”的文化，而且必将成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媒介。值得注意的是，西田在阐述日本文化时，一味地论证、赞颂日本文化的“价值”与“特色”，从未做出任何冷静审视日本文化弱点的姿态，这种认为本民族文化完美无缺的态度偏离了一名杰出哲学家应有的立场。因此，西田哲学文化观中掺杂了涌动在战时日本社会中的民族情绪。西田将日本文化的精髓终归结到皇室，使西田哲学文化观中对日本文化特征的卓越分析沦为颂扬“皇室尊严”和诠释“皇道精神”的工具。与西田哲学伦理观一样，西田哲学文化观仍然没能脱离近代日本天皇信仰的精神羁绊，相反，西田用近代哲学的语言，从“理论”上进一步加固了天皇信仰的根基。需要指出的是，西田哲学文化观是开放性的，是面向世界的文化观，与战时日本社会流行的狭隘的日本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对于这一点，诸多日本学者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主张“非主体化”的西田哲学文化观构建世界的方式是“八纮一宇”的“皇道的发挥”，是世界文化在西方优势文化主导下的“纵向”格局。这种格局是以日本文化优越论为前提的，因此，西田哲学文化观的实质仍然是试图以日本文化中心主义代替西欧文化中心主义。

    关于超然主义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政见分歧在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属于薄弱环节。在对待超然主义的态度上，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采取了各自的政治路线，前者无可奈何地接受政党政治，后者顽固地守护藩阀专制主义，这种对立贯穿于整个日本近代政治史。不过，对立的双方仍然在天皇论和国体论中找到了相互容忍的空间。这是一个具体的理论问题。在制定《明治宪法》的过程中，制定者们所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将日本固有的天皇制政体与西方的立宪制政体对接？显然，直接采用“政党内阁”制的议会民主政体是不现实的，但要想完成“条约改正”，实现富国强兵，又必须实施立宪政治。困难在于，作为明治维新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天皇无疑是“正义与权力”的合体者，不能将此二者分裂；而立宪制政体的基本前提是将“正义”的代表者与“权力”的占有者分开。这成为一个在理论上无法解决的悖论。对此，《明治宪法》制定者的基本理论设定是：

一方面使政党有正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使政府有自由行动的空间，即在这个悖论的两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其逻辑性归结就是“超然主义”，其载体就是“超然内阁”。从社会君主制、国家有机体论、道德精英主义中幻化出的“超然主义”并非一种严密的理论逻辑构建，而是一种基于“人治”的现实政治方法。这是基于工具主义认识论的一种主观折中。如此一来，立宪政体下从内阁独立出去的“正义”在进行了一个“理论旅行”之后又神奇地回到了内阁。但是正如中江兆民指出的，伊藤赋予内阁的“正义”并非来自议会，而是从天皇那里“借用”的，而这种“正义”如果没有被宪法认定的“正义”代表——议会承认，就会产生议会对内阁“正义”身份的挑战。伊藤的设计是以内阁和议会的互相牵制为前提，但是在现实中既不能满足议会对“权力”的渴望，也不能满足内阁对“正义”的需求。因此，伊藤苦思冥想出来的“诚心诚意”原则成为“超然内阁”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正是内藏于“超然主义”之中的逻辑破绽。议会开设之初，藩阀政府和民党势同水火，明治中后期的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实现从“超然主义”向“1900年体制”的转变，首先就是由于“1900年体制”没有改变明治宪法体制，藩阀政府只是在“承认多数政治”这一原则上做出让步。其次，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虽然早已体现在《明治宪法》之中，但是这种分离并非疆界明确，内阁和议会各自拥有一部分相对独立的权限，但是也都必须归结到天皇大权之中。于是在现实政治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分别以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为中心的两大政治集团和两大政治路线。在两大政治集团的角力过程中，超然主义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与政党政治逐渐抬头似乎是明治政治史发展的大势，但是两者却在天皇主义和国体论之下逐渐殊途同归。这说明超然主义在形式上失败后依然隐形存在，而政党政治则时刻面对着来自非宪政主义的剧烈挑战。这是解释近代日本政治与日本传统文化结合之所以会产生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这一畸形儿的关键。

    陆军与海军内部，派阀林立。陆军派阀有革新派、概念派、统制派、皇道派及其各自所统领的众多分支。海军内部以军备扩张和军备紧缩的核心区别，形成了条约派与舰队派。从明治时代开始，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关系几乎可以同长州阀与萨摩阀之间的藩阀斗争两相叠合。这种派阀斗争可以从武士集团内部的派阀斗争中清晰地找到影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事政策和军事战略的走向。陆军革新派对概念派的排斥决定了“满蒙问题”的解决方式——策划“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统制派对皇道派的制服，决定了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制造“七七”事变；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的争执，则使日本的军事战略一度在扩大与不扩大即南进与北进之间徘徊。从陆军内部的派阀斗争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文化观和由文化观所决定的军事政略观对日本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同一时期，海军内部派阀之争的主要分歧在于，华盛顿会议以后日本是否应当恪守会议所规定的条约，是否甘心屈服于美国和英国，满足二流海军国家的地位。同藩阀专制主义对所谓近代政党政治主义的反攻相协调，舰队派也在同一时间向条约派发动了猛烈反攻，并且以打破华盛顿体制的政策与行动取得了摆脱条约束缚、大肆扩充海军的所谓主动。毫无疑问，陆军内部和海军内部的派阀斗争，终推动日本走上了冒险主义的道路，将对东亚大陆的侵略升格为太平洋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中，研究者还着眼于文化因素的作用。

    六个相关课题的专题性研究，站在了学术研究的前线，体现了研究者的独立视角和手法，为加深我国对日本相关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微薄的贡献。我们相信，不管是鼓励还是批评，都会对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我们期待得到同行的赐教，为今后将研究拓展下去吸收宝贵的建议。

书籍介绍

文化心理融入文明成果的内部，通过书中列举的六个典型事例，可以清晰窥见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在不同场合下的呈现。脱亚入欧是近代日本国家政策的文化精神；统帅权独立造成近代日本国家终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立宪政治；西田哲学的文化观清晰地划定了近代日本哲学难以进入纯然境界的界限；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的政见分歧终在国体论中发现了彼此相容的空间；在派阀林立的陆海军内部，集团文化实际上始终发挥着较高的规制力。在文明视野中考察日本政治，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可尽收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