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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是一部不可不读的浪漫主义流派作品，小说的情节曲折离奇，紧张生动，变幻莫测，富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是法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巨作，它极具艺术色彩，以四百多年前法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的历史为背景，真实的展现了宫廷与教会的阴暗勾当。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译本序/1

原序/01

定本附言/03

卷/001

第二卷/053

第三卷/105

第四卷/137

第五卷/165

第六卷/193

第七卷/239

第八卷/305

第九卷/357

第十卷/391

第十一卷/465

雨果，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人道主义代表人物。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是法国有影响的人物。雨果的创作历程超过60年，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其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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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大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十九天之前，巴黎人听到内城、大学城和外城三重城垣里所有的钟齐鸣，都苏醒过来。

但一八四二年一月六日并不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一清早就这样惊动巴黎的大钟和市民的事件，也并无可圈可点之处。既不是皮卡迪人或者布戈涅人发动袭击，不是抬着圣人遗骸盒游行，不是拉阿斯葡萄园里学生闹事，不是“威名煊赫的陛下入城”，甚至也不是巴黎司法宫广场很有排场的绞死男女窃贼。这更不是哪国盛装打扮、头戴羽冠的使节倏然而至，在十五世纪这是屡见不鲜的。仅仅两天前，近一次这类车马行列，也即佛兰德使节的队伍，他们奉旨前来缔结王太子和玛格丽特·德·佛兰德的婚约，进入巴黎；波旁红衣主教不胜烦恼，他为了取悦国王，不得不对佛兰德的市长们这一群乡巴佬笑脸相迎，在他的波旁府邸以出色的寓意剧、傻子剧和闹剧款待他们，而这时一场滂沱大雨把他门口的华丽帷幔浇了个水淋淋的。

一月六日，正如约翰·德·特洛瓦所说的，使全体巴黎人心潮澎湃的是，自远古以来汇聚在一起的双重节日，既是三王来朝节，又是小丑节。

这一天，要在河滩广场放焰火，在布拉克小教堂种植五月树，在司法宫上演圣迹剧。司法官先生的手下人身穿漂亮的紫色羽纱上衣，胸前缀着两个白色大十字架，头天在十字路口吹起喇叭，发布通告。

一大早，住房和店铺都关上了门，男女市民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指定的三个地点之一。每个人都打定主意，有的去看焰火，有的去看种五月树，有的去看圣迹剧。必须赞扬巴黎看热闹的人，他们根据相传久远的见识，绝大部分人是去看篝火，篝火正合时节；或者去看圣迹剧，圣迹剧要在关紧门、有屋顶的司法宫大厅里演出；好奇的人一致让可怜的花朵凋谢的五月树，在布拉克小教堂公墓一月的天空下独自瑟瑟发抖。

老百姓尤其拥向司法宫附近的几条林荫道，因为他们知道，前天到达的佛兰德使节打算观看圣迹剧演出和遴选丑王，遴选也应在大厅举行。

这一天要进入这个大厅并非易事，当时它以世界上的厅堂闻名遐迩（确实，索瓦尔还没有丈量过蒙塔吉古堡的大厅）。司法宫广场挤满了人，给窗口看热闹的人展现了人山人海的画面；那里的五六条街有如河口，时刻涌出万头攒动。这股人流不断地壮大，撞上四处突出的墙角；在广场不规则的盆地中，墙角如同海角一样。在司法宫哥特式的高耸正面中央，大台阶上两道人流不断地上上下下，然后在中间台阶下面断开，以宽广的浪潮向两道斜坡倾泻而下。我所说的大台阶，不停地向广场涌出人流，宛若瀑布泻入湖中。喊声、笑声、千百只脚的踩踏声，汇成震天价响和轰轰然的喧豗。这种沸反盈天不时加剧。使人群涌向大台阶的潮流在折回、乱动、回旋。这是一个弓箭手在推撞，或者是司法官府的一个执法人员为了维持秩序，他的坐骑在尥蹶子；这个出色的传统由司法官府传给王室总管，王室总管传给骑警队，骑警队再传给巴黎的骑兵总队。

在门口、窗户、天窗、屋顶上，挤满了千万个善良、安详而正直的市民面孔，他们注视着司法宫和人群，别无他求；因为有很多巴黎人只满足于凑热闹，在一堵墙后面发生一件事，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兴味盎然了。

如果我们想象是一八三〇年的人，能够掺杂在这些十五世纪的巴黎人当中，和他们一起拉扯、摩肩擦踵、磕磕碰碰，拥入司法宫这个大厅，在一四八二年它变得这样狭小。这幅景象既不是毫无兴味，也不是毫无魅力，我们周围只有非常古老的事物，以至于我们觉得都是崭新的。

假若读者同意，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想象，重新感受一下这种印象：让我们穿过这个大厅的门槛，挤在穿上衣、短衫和工装的人群中间。

先是耳朵里嗡嗡响，眼花缭乱。头顶上是尖形拱肋的双重拱顶，木刻镶嵌，漆成天蓝色，金色的百合花图案；在我们脚下，地面交替着黑白两色大理石。离我们几步远，是一根巨大的柱子，然后是另一根，然后是又一根；在大厅的纵向一共有七根，横里的正中，是支撑双重拱顶的拱底石。在前四根柱子的周围，有几间商铺，玻璃器皿和金属制品闪闪发光；在后三根柱子周围，摆着几张橡木长凳，已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诉讼代理人的长袍磨损和弄得光滑了。在大厅周围，沿着高墙，在门、窗和柱子之间，排列着无尽的、从法拉蒙以来法国诸王的塑像；悠闲的诸王双臂下垂，眼睛耷拉着；骁勇而好战的诸王头颅和双手傲然地举向天空。然后，在尖拱形的长窗上，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在大厅的宽大出口，富丽的门上精雕细刻；所有的一切，拱顶、柱子、墙壁、门窗框架、护墙板、门、塑像，从上到下覆盖着蓝色和金色的光彩夺目的小彩画，在我们见到的时代已经有点变得暗淡了，在一五四九年，几乎完全消失在灰尘和蜘蛛网下面，虽然杜布勒尔还依照传统加以赞美。

现今可以设想这个狭长的大厅，被一月里暗淡的光照亮，被颜色斑驳、闹闹嚷嚷的人群拥进来，他们沿着墙壁流散，围着七根柱子转悠，读者已经对这幅图画有个笼统的概念了，我们下面就试图更准确地指出有趣的细节。

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拉瓦雅克没有暗杀亨利四世，在司法宫的档案室里就绝不会存放拉瓦雅克的案件的卷宗；也根本没有故意毁掉这些案卷的同谋；由此，也根本没有为了烧掉案卷而烧掉档案室，为了烧掉档案室而烧掉司法宫；因此，后也根本没有一六一八年的火灾。古老的司法宫会仍然同古老的大厅一起屹立；我就可以对读者说，去看看这个大厅吧；我们彼此都可以免去麻烦了，我呢，免得描写一番，读者呢，免得看如此这般的描写——这就证明了这条新颖的真理：重大事件有不可估量的后果。

当然，首先很有可能，拉瓦雅克没有同谋，其次，万一他有同谋，这些同谋也和一六一八年的火灾没有丝毫联系。有另外两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个，那颗燃烧着的大星星，一尺宽，一肘子高，众所周知，三月七日午夜过后，仿佛从天而降，落在司法宫上。第二个解释见泰奥菲尔这四行诗：

这可是悲惨的游戏：

当司法女神在巴黎，

太多辣椒吃在肚里，

司法宫大火全燃起。

不管对一六一八年司法宫大火怎样作政治的、物质的、诗意的三重解释，不幸，确定无疑的事实就是大火。由于这次灾难，尤其由于接连多次修复，把幸免于难的部分也全毁了，今日这座建筑已所剩无几，法国几位君王的个宫寝就更是无影无踪了。卢浮宫的这位兄长，在美男子菲利浦时代已经垂垂老矣，有人到里面去寻找罗贝尔王兴建的、埃加杜斯描述过的壮丽建筑的遗迹。几乎一切都消失殆尽。圣路易完婚的那间掌玺大臣公署办公室如今安在？他“身穿一件羽纱上衣、一件无袖粗呢罩衫和一件黑檀木色外套，和儒安维尔躺在地毯上”，他审理案件的花园如今安在？西吉斯蒙皇帝的卧室如今安在？查理四世的卧室如今安在？无地约翰的卧室如今安在？查理六世颁布大赦令的那个楼梯如今安在？马塞尔当着王太子的面，扼死罗贝尔·德·克莱蒙和香槟元帅的那块石板地如今安在？针对伪教皇贝内迪的谕旨被撕碎那个边门如今安在？那些传谕使者身穿无袖长袍，头戴主教冠，受到嘲弄，在全巴黎当众认罪。还有那个大厅，金碧辉煌，尖拱窗户、塑像、柱子、缀满雕刻的宽广穹顶呢？还有那个金光闪烁的房间呢？还有那只石狮呢？它就放在门口，低垂着头，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犹如所罗门王座上的狮子，表现暴力在司法面前的卑顺姿态。还有那些漂亮的大门呢？还有那些漂亮的彩色玻璃呢？还有使比斯科内特感到泄气的镂花金属饰物呢？还有杜昂西的精致木器呢？……时间做了些什么？创造出这些奇妙东西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对这一切，对这整个高卢历史，对这整个哥特式艺术，人们给了我们什么呢？圣日尔韦教堂大门的笨拙建筑师德·布罗斯先生设计的低矮笨重的拱腹，是为艺术而创作的；至于历史，我们关于粗大柱子喋喋不休的回忆，同时还回响着帕特律之流的说长道短。

这不算了不起的事——还是回到真正古老的司法宫的真正大厅吧。

这个巨大的平行四边形两端都有东西，一端是著名的大理石桌子，又长，又宽，又厚，据古老的土地赋税簿说是见所未见，世上这样厚的一块大理石，真要让卡冈都亚垂涎三尺；另一端是小教堂，路易十一让人在里面雕塑自己跪在圣母面前，他还让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他设想这是作为法国国王，深受上天信赖的两个圣人）的塑像搬到里面，而不顾在一长列国王塑像中留下两个空缺。这个小教堂还是崭新的，只建成六年，一切都体现了建筑精致、雕塑杰出、镂刻细腻入微的迷人品味，这在我国标志着哥特时代的结束，并延续至十六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代令人陶醉的别具一格。大门上方穿透见光的小小圆花窗，尤其是精细和优雅的杰作；好像是花边上的一颗星星。

大厅中央，正对大门，有一个金色锦缎铺设的看台，背靠墙壁，特殊的入口开设在金灿灿的房间通道的一个窗户上。看台是专为佛兰德的使节和其他被邀请观看圣迹剧演出的大人物而搭建的。

按照惯例，圣迹剧应在大理石桌子上演出。一大早，桌子就布置好了；大理石华丽的桌面被司法官员们的鞋跟划得全是道道，承载着一个相当高的木笼子，笼子上边能为整个大厅的人看得到，应用作舞台，笼子里用帷幔遮住，用作剧中人的更衣室。一架梯子老老实实地放在外面，连通舞台和更衣室，用作进场和出场时的陡峭梯级。意料不到的人物、曲折的情节、戏剧效果，没有一个不是依仗这架梯子上场的。初期的艺术和机关装置是多么天真无邪和可敬啊！

司法宫大法官的四个执法人员，在节日和行刑之日是老百姓一切娱乐必要的看守，他们站在大理石桌的四个角落里。

只是在司法宫的大钟敲响了中午的十二下时，戏剧才开始。对戏剧演出来说，无疑很晚；但是必须迁就使节们的时间。

可是，所有的人从早上起就等着。许多正直的观众从天亮起就在司法宫的大台阶上冻得瑟瑟发抖；甚至有些人说是靠在大门上过夜，以便确保批人进来。人群一直在增加，好似洪水满溢而出，开始沿着墙壁上涨，膨胀到柱子周围，漫溢到柱顶盘、挑檐、窗沿、建筑的所有凸出处、雕塑的所有凸出点。这样，局促不安，急不可待，厌烦无聊，一天可以自由地玩世不恭和疯狂玩乐，手肘撞了一下或者被有铁包头的鞋子踢了一下，一言不合便引发争执，等得久了的疲乏，这些早在使节们到来之前，便已经使这些被关闭的、被套住的、受挤的、被踩的、憋屈的老百姓的喧闹，再加上尖酸刻薄和恶言相向的鼓噪声。只听到投向佛兰德人、巴黎市长、波旁红衣主教、司法宫大法官、玛格丽特·德·奥地利夫人、持杖的执法人员、寒冷、燥热、坏天气、巴黎主教、丑人王、柱子、塑像、这扇关闭的门、那扇打开的窗等等的抱怨和咒骂；这一切却使散布在人群中的一伙伙神学生和仆役乐不可支，他们把自己的戏弄和恶作剧加入到这种种不满中，可以说，对普遍的恶劣情绪火上浇油。

其中有一群促狭鬼，他们捅破一扇玻璃窗，大胆地坐在柱顶盘上，从上面环顾四周，里里外外散布他们的嘲弄，投入大厅的人群中和广场的人群中。从他们戏仿的动作，从他们的哈哈大笑中，从他们和同伴在横跨大厅交换的嘲弄人的呼喊中，很容易判断，这些年轻的神学生并不像其他观众那样厌烦和疲倦，为了自己特殊的取乐，他们善于从眼皮底下抽取出一幅场景，让他们耐心等待上演的戏。

“以我的灵魂打赌，这是您，磨坊的约翰·弗罗洛！”他们当中的一个喊道，对方是一个金黄头发的矮小捣蛋鬼，脸蛋俊俏而狡黠，正攀在一个柱头的叶饰上，“您叫磨坊的约翰名副其实，因为您的两条手臂和两条腿就像四个风车翅翼迎风转动——您来了多久啦？”

“魔鬼发慈悲，”约翰·弗罗洛回答，“已经四个多小时啦，但愿这段时间会从我在炼狱的时间中扣除。我听过西西里国王的八名唱诗班童子，在圣小教堂唱七个小时大弥撒的头一节。”

“唱诗班是好样的，”那一位接口说，“他们的声音比他们的帽子还尖！国王在为圣约翰先生设立一台弥撒之前，本应了解一下圣约翰是否喜欢用普罗旺斯口音唱拉丁文赞美诗。”

“西西里国王正是利用这些该死的唱诗班童子来做弥撒的，”在窗子底下的人群中有一个老太婆尖声叫道，“我要问一下你们，一次弥撒要花一千巴黎利佛尔！而且是从巴黎菜市场的海鱼承包税中抽取的！”

“住嘴，老太婆！”一个庄重的胖子接口说，他站在卖鱼妇的身旁，捂住了鼻子，“必须设立一台弥撒。您不想国王又病倒吧。”

“说得好，吉尔·勒科努先生，国王的皮袍供应商！”那个攀住柱头的小个儿神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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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前言

译本序

雨果（1802—1885）是法国重要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他诞生于贝尚松，父亲是个共和党人，从士兵擢升到将军。雨果幼年和少年时，父亲征战疆场，无暇顾及他。雨果在母亲身边度过，受信奉保王党的母亲影响，至一八二七年左右才转向。雨果十五岁时获得法兰西科学院的诗歌比赛鼓励奖，不久又两次获得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奖金。一时被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夏多布里昂誉为“神童”。雨果则表示：“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事无成。”

二十年代初他已发表诗集。一八二七年的《〈克伦威尔〉序言》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书，这篇洋洋洒洒的雄文，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提出了新的美学原则：对照。这条对照原则一直指导着雨果的创作。

三四十年代雨果发表了多部抒情诗集：《东方集》（1829）赞美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秋叶集》（1831）抒写家庭和个人生活；《晨夕集》（1835）抒发忧郁，憧憬未来；《心声集》（1837）回忆家庭生活，描绘大自然美景；《光与影集》（1840）记录他与朱丽叶的爱情。

他还写了不少剧本：《玛丽蓉·德洛尔姆》（1829）描写十七世纪的名妓与一个青年的爱情，由于写的是波旁王朝统治下的事，遭到禁演。《欧那尼》（1830）是雨果的重要剧作之一，描写十六世纪西班牙绿林首领欧那尼的爱情悲剧，演出时浪漫派与假古典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双方在剧场展开喝彩与喝倒彩，直到第四十三场，浪漫派终于取得胜利，确立了浪漫派的地位。《国王取乐》（1832）描写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逸事。《吕克莱斯·波基亚》（1833）描写女下毒犯。《玛丽·都铎》（1833）描写16世纪英国女王的爱情。《安日洛》（1835）描写16世纪意大利贵族的感情纠葛。这几个剧本中，下层人物的作用十分突出。《吕依·布拉斯》（1938）是雨果另一部重要剧作，这是他的戏剧创作的一个总结。剧本塑造了一个聪明能干的下层人物，他后反抗和杀死了他的主人。《城堡卫戍官》（1843）未获成功。雨果确立了浪漫派戏剧的地位，他打破了悲剧与喜剧的界限，将崇高优美与滑稽丑怪结合起来；冲破三一律的藩篱；描写下层人物，批判贵族与宫廷。他是与高乃依、拉辛和莫里哀并列的法国四大戏剧家，他们的胸像被陈列在法兰西喜剧院的大厅中。

与此同时，雨果投身于政治。一八四五年成为贵族院议员。他为受压迫的波兰大声疾呼，为人民的贫困鸣不平，反对死刑。他是自由派，但不是共和派；是人道主义者，但不是社会主义者。一八五一年十二月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雨果被迫流亡，一八五五年来到盖纳西岛，一直住到一八七〇年拿破仑三世垮台为止。他念念不忘祖国，从他的房间可以遥望到法国海岸。

流亡期间，雨果才思大发，写出了一系列杰作。诗集《惩罚集》（1853）抨击拿破仑三世的倒行逆施，预言第二帝国必将崩溃，表示要战斗到底。雨果度过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直到一八七〇年九月，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他才返回祖国。《静观集》（1856）咏叹童年、爱情，抒发失女的悲痛和哲理沉思，这是雨果抒情诗的高峰；《历代传奇》（1859—1883）是部小型史诗集，诗人从《圣经》、神话、历史的日常生活中撷取素材，试图写出一部“人类史”，诗人发挥想象，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信心，其中既有长诗，又有短诗，不拘一格，由此创造了新型的史诗，堪称十九世纪有表现力和丰富的诗集之一。《凶年集》（1872）描写普法战争期间巴黎的被围、饥馑、巴黎公社的诞生、街垒战、当局的镇压，反映了雨果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人道主义精神。直至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雨果仍有诗集问世，如《祖父乐》（1877）、《精神四风集》（1881）。雨果拓展了诗歌领域，在抒情、讽刺、咏史等三方面都写出了优秀诗篇。他的想象力丰富，海洋风暴中的惊涛骇浪，阳光的千变万化，伊甸园的瑰丽，东方之夜的辉煌，都写得五光十色，绚丽多彩。风格豪放阔大，诗句有如长河滔滔，不可遏止，有时则短小精悍，笔力凝重，气度恢宏。他善用同位语隐喻，将抽象概念与具体意象并列，构成一个词组，这种修辞手段适用于哲理诗、政治讽刺诗。他将对照手法运用于诗中，效果突出。体裁多种多样，韵律丰富，手法灵活多变，诗节形形色色，以牧歌写情诗，以颂歌写哲理沉思，以轻灵的诗句写风流趣事。雨果不愧是法国重要的诗人之一。

从二十年代起，雨果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一八三一年发表了《巴黎圣母院》。但直到流亡期间才发表了第二部长篇《悲惨世界》（1862），小说序言指出：“在文明鼎盛时期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依仗法律和习俗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给人类的神圣命运制造苦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沉沦，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一些地区还可能产生社会压制，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这一类作品就不会是无益的。”小说通过让·瓦尔让、芳汀、柯赛特的遭遇，给这一段话作了形象的诠释，深刻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小说通过警官沙威的所作所为，抨击了法律的不合理；而通过福来主教的劝恶从善，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另外，小说歌颂了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共和派的英勇起义和英雄群像：起义领袖是罗伯斯比尔的信徒，坚定沉着，临危不惧；八旬老翁马伯夫在街垒的红旗被击倒时，视死如归，攀登到街垒的处，把红旗牢牢竖起，壮烈牺牲；巴黎流浪儿加弗罗什是“世上好的孩子”，他一马当先，跑出街垒去搜集子弹，一面还唱起调侃的小曲，嘲弄政府军，不幸饮弹而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时代的曙光，表现了雨果的共和思想。小说后半部出现的人物马里于斯从保王派转变到共和派的过程很有点作者自身的影子，反映了青年一代的思想转变。全书既有对战役、起义的全景式描绘，雄奇浩瀚，也有对家庭生活、风俗场景的工笔写照，色彩斑斓，还有细致的心理描写，丝丝入扣。场面宏大，情节曲折，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海上劳工》（1866）描写人同自然的搏斗，是对人和劳动的颂歌。《笑面人》（1869）批判了十七和十八世纪之间的英国贵族，站在共和主义的高度对贵族特权和丑恶的宫廷阴谋作了披露。小说颂扬了下层人物的善良，哀叹其不幸命运。主人公扭曲的笑容，表达的是人类的悲痛。《九三年》以法国大革命斗争激烈的年代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为背景，描写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力图阐述人道主义原则，批判了只讲暴力，不讲人道，只知盲目执行，不会灵活处置的革命者。小说写得十分紧凑。

雨果是世界上杰出的浪漫派小说家，他的小说集浪漫主义手法的大成，将对照手法运用到极致。他善于刻画下层人物的形象，通过大起大落的情节，传奇与写实相交织，将浪漫手法与现实描绘结合在一起，塑造出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雨果是运用心理描写较多的一个浪漫派作家，手法多种多样。他以史诗的气魄和规模去再现社会和历史：《悲惨世界》是一幅历史壁画，《海上劳工》是人与大自然搏斗的史诗，《九三年》是再现法国大革命的史诗。

雨果是一个精力旺盛、才思过人的作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在各个方面包括散文（如《莱茵河游记》《风闻录》）成果累累。就多才多艺而言，在法国作家中，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社会活动家，雨果也获得崇高声誉。他与拿破仑三世斗争的坚忍和传奇般的经历，更使他的形象显得高大。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因患肺充血，不治逝世。在昏迷状态中，他吟出一个佳句：“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这句话概括了他作为斗士的一生。六月一日，法国政府为他举行国葬，有两百万人参与，他的灵柩在先贤祠安葬。

《巴黎圣母院》是浪漫派小说的典范作品。这是一曲反封建的悲歌。故事发生在一四八二年，爱丝梅拉达是靠卖艺为生的吉卜赛女郎，她被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洛德看中。愚人节那天，克洛德指使敲钟人加西莫多抢劫少女，幸亏弓箭队队长菲比斯赶到，解救了她。她来到乞丐的聚居地“奇迹王朝”，解救了诗人格兰古瓦。第二天，加西莫多在广场上受鞭刑，只有爱丝梅拉达把水送到他嘴边。吉卜赛女郎看中菲比斯，他却是逢场作戏。正当两人幽会时，克洛德刺伤了菲比斯。宗教法庭咬定爱丝梅拉达是女巫，驱使黑衣魔鬼杀害菲比斯。她屈打成招，被法庭判处绞刑。当夜，克洛德来到监狱，要带少女逃走，被她拒绝。第二天行刑时，加西莫多劫持法场，把爱丝梅拉达抱进圣母院。法庭扬言要捉拿少女，乞丐们闻讯后，前来营救。国王得知暴动的真正目的后，下令镇压，圣母院门前尸横遍地。克洛德本想胁迫爱丝梅拉达就范，无奈她宁死不从。他把她交给女隐士，母女相认，母亲因救女儿而身亡。克洛德正得意地观看处死爱丝梅拉达时，被加西莫多从塔楼推了下去。在墓窟里，人们发现了两具尸体，一具是吉卜赛女郎，另一具是个畸形人。

《巴黎圣母院》的中心人物是爱丝梅拉达。雨果采用了多角恋爱的描写方式：克洛德副主教和敲钟人加西莫多都爱上了这个吉卜赛女郎，弓箭手队长菲比斯也对她颇感兴趣，诗人格兰古瓦一心想成为她名副其实的丈夫。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围绕着这个圆心旋转。实际上，爱情描写在小说中只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小说描写爱丝梅拉达的经历和悲剧则是主线。她是一个无比善良、纯洁的少女。诗人格兰古瓦误入乞丐巢穴，就要被送上绞架，她出于同情，愿与他结为夫妻，根据这里的“法律”，他才免于一死。加西莫多曾经遵循克洛德的指使，企图劫走她。但他在广场上遭受鞭刑，口渴难熬时，又是她出于恻隐之心，走上前去给他喝水。她被菲比斯的漂亮外表所迷惑，对他一往情深，而对自己所厌恶的克洛德坚拒不从，为此种下了祸根，受到接二连三的迫害。她因菲比斯被克洛德刺伤而下狱，忍受不了酷刑，作了假招供。克洛德对她的迫害，表现了教会上层人物为了满足兽欲而不惜施展恶毒阴谋。法庭只靠酷刑来审问，千古奇冤层出不穷，她的受刑反映了封建统治的阴森可怖、腐败黑暗。爱丝梅拉达屈打成招被判死刑后，还要付给官府三个金币作为招认费，这点睛之笔把封建官吏贪赃枉法的面目揭露无遗。教会和法院联合追捕爱丝梅拉达，将一个无辜的下层社会少女置于走投无路的绝境。更不幸的是，爱丝梅拉达失散多年的母亲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骨肉，但重逢的欢乐眨眼间又变为悲痛欲绝的诀别。封建制度种种不合理现象，通过这一连串情节，逐层加深地显现出来。

雨果有意暴露教会同官府的勾结，描写封建统治者以愚昧迷信控制人民的精神。克洛德是教会势力的代表。他道貌岸然，过着清苦刻板的生活。实际上，他抵挡不住美色，不惜施展恶毒阴谋。他派遣自己的义子去绑架吉卜赛女郎；他遭到爱斯梅拉达拒绝后，又煽起宗教狂热，散布对波希米亚人的偏见，诬陷爱丝梅拉达是“以巫术害人的女巫”，他经常制造这一类“巫术案”。其实，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大搞“炼金术”，以这种巫术去骗人。他集巫师和教士黑袍于一身，是个卑鄙、诡诈、毒似蛇蝎的人物。他多次威逼爱丝梅拉达屈从自己的淫欲，愿望落空后，立即通知官府捉拿她，并暗中操纵法庭，把她判处死刑。他站在巴黎圣母院的高处，得意地观看处死爱丝梅拉达的场面，露出难以觉察的奸笑。雨果正因为突破了传统的观点，才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写出中世纪教会作为王权支柱的重要作用。

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加西莫多是个奇特的角色，也是使这部长篇小说具有浪漫色彩的重要人物。他外貌奇丑无比，是个弃儿，平日遭人笑骂，乐趣只在于抱住圣母院的大钟不停地撞击，似乎根本没有常人的一般感情。然而，在小说里，唯有他内心燃烧着对爱丝梅拉达纯真的爱情之火。他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对她的爱慕，只能以行动表现出来：他从绞刑架上将爱丝梅拉达救下，藏在圣母院之内。当时，圣母院是个圣地，凡是住在里面的人，法律奈何不得。自从发现副主教对她有不轨的行为以后，他索性睡在她的门口保护她。乞丐们攻打圣母院，用意是保护他们的姐妹，不让她被绞死在广场上。加西莫多不愿她离开自己，独自奋战在圣母院的塔楼上。他的行动堪与中世纪的骑士为了自己的美人冲杀在原野上相比。后，他瞥见副主教站在那里观看爱丝梅拉达上绞刑，露出一丝魔鬼的微笑。副主教的卑劣和残忍激起了他正义的愤恨，他毅然地将副主教从高处推了下去，他的行动反映了他对爱丝梅拉达的爱情超过一切，这是小说震动人心的情节之一。

小说还描绘了当时大量存在的流民阶层。在雨果的描绘中，“乞丐宫廷”是一个国中之国。这些流浪人和乞丐却有着真正善良的同情心，为了救出自己的一员，他们全部行动起来，声势浩大。路易十一一旦知道这是攻打圣母院，冒犯国王权威时，他便勃然大怒，狂呼凡捕获者格杀勿论。有两个佛兰德的使者提醒他，象征封建主义的巴士底狱将“轰然倒塌”，国王会很快听到敲响平民时代的钟声。这是对封建主义行将崩溃的预言。小说故事发生在一四八二年，路易十一是在一四八三年逝世的。雨果将故事放在路易十一统治的末年，意味深长。路易十一的去世预示了中世纪的结束，继位的弗朗索瓦一世是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位国王，也就是说，一四八二年正是中世纪即将过去，新时代的曙光开始透露出来的交替时刻，正如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社会动荡，封建制度摇摇欲坠时的处境。雨果将自己生活时代的社会变迁融会到小说中，既恰如其分地写出十五世纪末的社会状况，又表达了自己对“七月革命”后出现的新局面的认识和喜悦心情。

菲比斯的形象与爱丝梅拉达、加西莫多和克洛德相比较而言，显得不是那么丰富多彩。这是一个寻花问柳、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他本来已有未婚妻，遇见活泼多情、窈窕俏丽的爱丝梅拉达，便想逢场作戏。爱丝梅拉达出身低微，他不可能娶她为妻。他的表妹出身名门，又有一笔诱人的嫁妆，这才是他追求的对象。为了骗取爱丝梅拉达的爱情，他把在许多相似情景下说过多少遍的“我爱你，我除了你没有爱过别的人”的情话背诵出来。但他得知爱丝梅拉达因为自己被刺才被判死刑后，根本不愿出庭证明她无罪。他的卑劣面目昭然若揭。

再现中世纪的世俗民情是浪漫派的一个重大特点。《巴黎圣母院》在这方面也有出色的描写。雨果要复活这个时代，他说：“这是十五世纪巴黎的一幅图画，是关于巴黎的十五世纪的一幅图画。路易十一在其中一章露面。正是他决定了结局。这部小说没有任何历史意图，只不过想科学地、认真地，但仅仅作为鸟瞰式和片断地描画十五世纪的风俗、信仰、法律、艺术，还有文明的状况。”在小说中，中世纪的民间节日，上演神秘剧，推选丑人之王的古风得到细致的描绘，特殊的流浪人社会、在街头和广场耸立的绞架、阴森恐怖的巴士底狱、巫术和炼金术的流行、宗教享有的特权、国王隐蔽和行踪不定的生活，都一一得到再现。雨果曾赞扬英国小说家司各特“把历史所具有的伟大灿烂、小说所具有的趣味和编年史所具有的那种严格的精确结合了起来”。他就是要将《巴黎圣母院》也写成这样的历史小说。

从艺术上看，《巴黎圣母院》有很多奇思异想，如爱丝梅拉达母女的重逢，加西莫多在圣母院塔楼上与千百个乞丐奋战，他与爱丝梅拉达相抱的尸骨一被分开，就化为灰尘，等等，都是浪漫想象开放出来的奇葩。雨果在小说中运用的浪漫主义手法还有两大特点。

一是将巍然壮观的巴黎圣母院拟人化。这座象征着中世纪文明的大教堂，既是一个人物，又是一个世界，同时是巴黎，扩而言之，是中世纪的聚集点：“这座可敬历史性建筑物的每一侧面，每块石头，都不仅是我国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这座建筑是神奇的，里面有多少雕塑、多少艺术品啊！“不如说是人民劳动的结晶；它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是各个世纪形成的堆积，是人类社会相继升华而产生的结晶”，雨果怀着无比热爱与赞赏的心情称呼这是“巨大的石头交响乐”。更进一步，这座石头建筑和加西莫多结成一体，他对教堂像有磁性相吸那样的密切关系，他附着于教堂就像乌龟附着于龟壳一样：

大教堂在他手下确实就像一个驯顺的听话的生物；它等候他的意志，以便提高它的声音；它被加西莫多像一个亲密的精灵所占有和填塞，好像他使这巨大的建筑呼吸似的。他确实无处不在，分别现身于建筑的各个点上。时而人们惊惶地在一个塔楼的点看到一个古怪的侏儒在攀登，蜿蜒而行，手脚并用地攀爬，从外面下到深渊中，从一个突出点跳到另一个突出点，在某个雕刻的戈耳戈的肚子里搜索；这是加西莫多在掏乌鸦窝。时而人们在教堂的一个阴暗角落里撞到一个活怪物，蹲着，面有愠色；这是加西莫多在沉思。时而人们在一座钟楼下看到一只大脑袋和一团不协调的肢体，疯狂地吊在绳端摆荡；这是加西莫多在敲晚祷钟或者三经钟……埃及人会把他看作这座神庙的天神；中世纪的人以为他是魔鬼；而他其实是教堂的灵魂。

按常理说，一个畸形人，连行动也不方便，而加西莫多却能在圣母院高耸峭拔的塔楼爬上爬下，在凸出于建筑物之外的古怪雕像之间跳来跳去，胜过杂技团的小丑，这是浪漫主义的夸张笔法使然。巴黎圣母院在加西莫多手下仿佛有了生命，散布着神秘的气息，它窥测和吞吐着人群，用钟声召唤人们来做祈祷，守护着它的石兽不时发出嗥叫；这个庞然大物，俯视着历代生活和眼前的悲剧，作为历史和当代生活的见证人，它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与它的主人——加西莫多——共呼吸；它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和法兰西文明的代表。将一座古建筑描绘得如此多姿多彩，在文学史上还不多见。

二是《巴黎圣母院》将对照原则运用得出神入化。小说可分为情节场面的对照和人物的对照。雨果安排了两个王朝、两个国王、两个法庭、两种审判的对比。一个是路易十一的封建王朝，另一个是乞丐王朝。巨大的巴士底狱成了国王处理国事的地方。路易十一毕生竭力维护中央集权，又是一个狡猾狠毒的政治家。而乞丐王国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并没有等级森严的官阶，“国王”仅仅是首领而已，他靠江湖义气来号召大伙儿。封建王朝的法庭随心所欲，栽赃陷害，草菅人命。法庭明知菲比斯活着，客店老板关于银币变枯叶的证词并不可信，但仍诬陷爱丝梅拉达为女巫；对加西莫多的审讯也是这样，法官是聋子，加西莫多也是聋子，聋子审问聋子，弄得满堂哄笑。而“奇迹宫廷”的法律是由乞丐、流民自己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这个区域，不让其他阶层的人擅自闯入。此外，宗教节日的嘈杂纷乱、狂欢的场面与广场上万头攒动、争看处决犯人的对比；巴黎圣母院平日肃静庄严的气氛与乞丐们奋力攻打、乱成一片、加西莫多全力守卫的对比，都造成色彩缤纷、摄人心魄的效果。

人物的对照是小说对照艺术的精髓。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一条新的美学原则：“丑怪就存在于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优美，滑稽怪诞藏在崇高的背面，恶与善并存，黑暗与光明相伴。”这条对照原则贯穿于雨果的创作中。同为正面人物，爱丝梅拉达和加西莫多都有心灵美，但爱丝梅拉达的爱情是盲目的，不能分辨美丑，而加西莫多爱憎分明；在形体上，他们是美与丑的对照，爱丝梅拉达美若天仙，而加西莫多是丑人之王，除了畸形，眼睛上还长了个瘤，因为长年打钟，成了聋子。反面人物克洛德和菲比斯则有不同的心灵丑：克洛德奸诈狠毒，不能满足自己的私欲，便置对方于死地；而菲比斯快活风流，看重钱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爱丝梅拉达与克洛德又是一对矛盾，纯洁与阴毒是他们的相互特征；爱丝梅拉达与菲比斯是另一对矛盾，那是纯真与虚假的比照。加西莫多和克洛德实际上是一仆一主，一个看起来头脑简单，只知道服从，另一个威严，一味发号施令。其实，一个善良，富有同情心，在紧要关头敢作敢为，另一个恶毒，暗地里制造阴谋诡计。加西莫多和菲比斯在形体上是一丑一美，加西莫多形体丑而心灵美，菲比斯外貌美而心灵丑。人物之间的相互对照使得形象特点鲜明。人物之间的关系像有无形的纽带，联系起来。

雨果的人物对照还应用到人物本身之中。爱丝梅拉达天生丽质，热烈单纯，表里一致，是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结合。加西莫多外貌奇丑，而心灵崇高，形成美丑对照。雨果曾指出，这样描写能使“渺小变成了伟大，畸形变成了美好”。加西莫多在一首曲子中提出了人的美的价值标准：“不要光看脸，姑娘，要看心灵。帅哥的心往往是丑陋的，有些人心中不保存爱情。姑娘，枞树并不美，不像白杨那好看，但它在寒冬绿叶长青。”这首歌正是加西莫多这个形象的写照和意义所在。克洛德外表严峻冷漠，内心凶残歹毒，嘴上标榜禁欲主义，心里欲火炎炎。菲比斯仪表堂堂，像太阳神一样俊美，可是行为轻浮，灵魂空虚，是所谓愚蠢的美。人物的自我对照突出了心灵美的价值：内在美与外在美统一固然好，然而重要的是内在美，即心灵美。心灵美是决定一个人好坏的标准。人物的相互对照与自我对照互为补充，是雨果塑造人物的独特方法。

 郑克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