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葛兆光作序，《抵达》《民主崩溃的政治学》作者新作，一场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一门理解中国传统的必修课）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是一部讲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理论的学术著作。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始终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政治文明演化的资源，为此，本书试图基于经典文本，结合政治史，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轴心时代三大主要思想流派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政治理论予以重新梳理，主要着眼于两个层次：一是文本解读本身，包括儒法道三家的问题意识、理论解释、政治解决方案和理想社会模型；二是儒法道三家政治理论的逻辑反思，包括它们的基本人性假设、个体群体关系假设、可能的理论优势。

包刚升《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序（葛兆光）

序言  以现代学术重新理解古代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源起

人类古典文明的轴心时代

中国轴心时代的来临

理解先哲学说的路径：旧与新

中国轴心时代的儒家、法家与道家

从文本解读到逻辑反思

第二章  儒家的政治想象：礼制与仁政

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

周朝礼制的瓦解

儒家方案的四个支柱：礼制、伦理、仁政、君子

儒家理想社会模型：“大同”，抑或“小康”？

性善论与群体主义论

礼制提供者与伦理教化者

文学治国论，而非逻辑治国论

第三章 法家的政治想象：强君与霸业

君主危机与霸业困局

从内忧外患到君主的政治难题

法家方案的四个支柱：强君、农战、法治、赏罚

法家的理想国：“要在中央”与“圣人作壹”

性恶论与君主中心主义

早期国家构建理论与权力的技艺

绝对君权与政治全能主义的悖论

第四章 道家的政治想象：循道与无为

一个偏离“道”的社会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道家方案的四个支柱：循道、柔弱、无为、弃智

道家的乌托邦：“小国寡民”与“至德之世”

“见朴抱素”与自由放任主义

休养生息政策与乱世处世哲学

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理论？

第五章 早期中国政治理论的比较与反思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理论比较

积极还是消极？保守还是进步？

历史变迁与儒法道的政治功能

古代政治理论的历史定位

古代先哲的认知模式及其限度

古代政治理论的哲学反思

参考文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与政治史，曾获评“《经济观察报》年度致敬作者”。

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以及英文著作Politic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Routledge）。《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曾获评“《新京报》年度社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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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学年，我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做访问研究。期间，我有幸旁听了时年88岁高龄的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教授主讲的“西方政治哲学史”课程。曼斯菲尔德教授沿袭了施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授课风格以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本和进行文本诠释为主。在这门课的开始几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然是绕不过去的重量级古典思想家。柏拉图《理想国》开篇的第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正义？”实际上，“何谓正义”在今天依然是中西政治理论界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在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曾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德谟咯葛”（demagogue，亦即富有煽动力的民粹领袖）时，曼斯菲尔德教授表情有些无奈地暗示，时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可能就是一位“德谟咯葛”。尽管曼斯菲尔德教授讲授的是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政治哲学，但他的课程常常给人以一种在古今政治之间穿梭的感觉。

在我访问期间，哈佛大学另一位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堪称当时的学术明星。他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这些年则因为重申“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这一概念而名声大噪。许多人都知道，这一概念之所以流行，乃是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日趋复杂的政治关系。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框架中，美国被视为领导者，而中国被视为挑战者。埃利森教授在提到他如何想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时，竟将其追溯至他本人大学一年级“古希腊语”课程上所阅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该书中的一个重要表述—“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触动了艾利森教授。之后，“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开始流行。由此看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今天大红大紫的流行概念，竟然可以追溯至一个2000年前的西方古典文本。

然而，当将目光转移到国内、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时，我却鲜少看到这种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在研读几种流行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专门著述时，许多人的直观感受都是，它们只是在探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古迹”，而难以将这些古代政治思想融入现代政治议题，或者难以实现跨越古今的思想对话。这也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要只能吸引专门学科的学者和学生，而无法展现其能够增进对于当代政治认知的“现代魅力”。

究其原因，在我看来，除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本身的特质以及古今政治的巨大转换，主要还在于国内学界往往用一种较为陈旧的范式来研究与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这种研究范式的基本做法是，以主要思想家的著述为基础，根据这些著述的主题分列篇目，然后进行诠释、总结与评析。按照葛兆光教授的说法，“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评功摆好”。

这种做法固然有不少优点，能够以代表性思想人物为中心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梳理清楚，让后来者用较短时间就能掌握一幅“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知识地图”。但这种做法的缺憾也相当突出，最重要的莫过于，由于古今政治的巨大转换，这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与写法，已经难以关照当代学者和读者普遍关心的现代政治议题，容易导致一种为了研读古代文献而研读古代文献的情形，难以实现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问题意识之间的有效对话。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政治史，接受的主要是以政治学、经济学为主的现代社会科学训练。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流研究的“自我设限”，我们需要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喜欢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主要古典文明思想奠基的轴心时代（Axial Age/Axial Period），这一时期对应的恰好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起源和形成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盛局面，而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主要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以及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这三大思想流派。因此，这项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试图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政治理论。用一句话来说，这本书的目标是以政治学与现代社会科学重新理解古代思想。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中国古代政治理论对当代中国来说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它们不应该成为一种思想的图腾。用新的学术路径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恰恰可以为我们以一种更加客观公允的立场解读、诠释这些思想提供另一种可能，从而有可能实现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与现代政治议题之间的思想对话。面对祖先的著述与理论，作为后人的我们固然应该心存敬畏，但同时，我们亦可抱有一颗懂得检讨与反思的心灵。毕竟，每一代人都需要部分地或整体地突破先辈曾经为他们的后人设定的认知框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初稿排定以后曾呈送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先生审阅。葛先生耗费许多时间与精力，对初稿做了数十处批注与点评，又欣然提笔为本书作序。葛先生的点拨、指正与作序，对我这样一位晚辈来说，是莫大的提携与鼓舞。我只能说，这种提携与鼓舞，激励着我未来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平素就很关心我学术成长的葛兆光教授与戴燕教授，我的心中满是感恩与感动。

是为序。

2023年6月于复旦大学文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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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礼制的瓦解以孔子和孟子的眼光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即便不是天下大乱，也至少是礼崩乐坏了。按照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方法，面对这种礼崩乐坏或天下大乱的局面，我们习惯上会问一个为什么，即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或者说，为什么中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会出现礼崩乐坏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呢？如何在理论上解释这种现象呢？

实际上，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少从严格的现代社会科学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过往对于儒家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部分都因循传统的政治思想史或哲学史路径。如果以社会科学视角来理解儒学，就会发现儒学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缺憾，那就是，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都很少解释为什么。他们通常不会提出一种基于因果机制的理论解释，即何种原因经由何种机制导致了这样一种礼崩乐坏的局面。

不仅如此，一般来说，以《论语》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并没有形成严密的逻辑思维，很多观

点往往是断言式论证，甚至是同义反复式论证。比如，以《论语》为例，有人去请教孔子某种重要事项，孔子一般会简要地回答三言两语。但这种回答，往往是论断性的或结论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或逻辑推导性的。等孔子回答完了，通常也不再有人追问为什么，也没有人反驳孔子，孔子与对话者之间也不会发生不同观点的辩论。到了后世，特别是西汉武帝时期的儒学革命之后，后来者往往就把这些论断或结论作为既定原则或金科玉律接受下来了，更不会或不敢有人再去追问一句“孔子为什么这样说”或“孔子凭什么这样说”。

文学治国论，而非逻辑治国论

尽管儒家学说有其特定的优势，但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也存在许多问题。如果以今天21世纪的眼光来看待儒家政治理论，它的问题就更多了。

首先，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硬伤是，它常常讲的是跟政治有关的道德与伦理，却不大注重这种论述背后的逻辑。不能说儒家完全不讲逻辑，但至少儒家政治理论的逻辑是远不够严密的。葛瑞汉也认为，对于轴心时代的西方来说，“逻辑居于中心地位”，但逻辑和“理性证明”在中国的地位就要低得多。1

儒家一般怎么讲道理呢？它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高度文学化的，而不是逻辑严密的语言。我将其总结为“文学治国论”，而非“逻辑治国论”，即儒家常常以一种高度文学化的而非一种严格的合乎逻辑的方式来阐述其政治理论。所以，儒家政治理论常常在逻辑链条

上有所缺失。

孔子习惯于下论断，但他很少论述或分析这种确定性论断背后的逻辑。比如，《论语》多次提到有人向孔子“问政”，而孔子的惯常做法就是给出一个三言两语的论断，而且他每次的侧重点都有所不同。这里择要罗列孔子是怎样回答其他人“问政”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

举贤才。”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

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

语·子路》）

这八则关于问政的言论来自《论语·颜渊》与《论

“法家尽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自利的，但他们在整体上是服务于君主中心主义。君主如何克服自身的政治危机，如何强君和强国，如何称霸，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由于法家走向了彻底的君主中心主义，所以，在他们眼中，臣民和百姓只是君主的“工具人”。在一个君主追求霸业的农战体系中，个人只是扮演着一个粮食、税赋和兵源的供给者角色，而非一个有权利、尊严与利益的个体。所以，先秦法家的眼中只有君主与国家，个人与个体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总体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路径，就是以思想家的著述为主，根据主题分门别类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评论。这一研究路径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第一，这些作品主要关注的是思想史本身，而较少全面系统地讨论政治史。即便讨论了思想生成的背景，但还是以经济社会条件为主。问题是，不对思想生成时期的政治史进行全面、系统而深人的讨论，往往很难理解嵌入在这一时代的政治思想。

路径的竞争。一种路径更注重文本本身，强调对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另一种路径则更注重文本与政治历史情境的互动，强调政治历史情境对于文本的重要性。前者以列奥·施特劳斯所著的《政治哲学史》为代表，后者以乔治·萨拜因所著的《政治学说史》为代表。「在我看来，对政治史的讨论不够充分，这限制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

第二，这些作品的重点是对经典思想的诠释，但对思想的反思往往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品在论述大思想家的思想时，一般遵循一个较为固定的格式：一是他们说了什么，二是他们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三是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四是再进行少许的评论。大体上，这些传统研究路径在写作风格上是以“原文引用一原文诠释一作者意图分析一简要评述”为主。

尽管有的作品在评判部分也对大思想家的思想有一些反思，但通常是就事论事、浅尝辄止，缺少对大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系统反思。这大体上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流研究路径的通病。即便有的作品对个别

当然，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也存在者两种主要研究

大思想家的著述有所批判，但很多批判也是大而化之，比如批判韩非的思想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但这种批判很少是基于严格的文本分析和严密的逻辑推导。

第三，这些作品往往只基于中国古代政治的限定条件来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产物。但问题是，我们今天再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如果不是出于纯粹的思想...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特别是在孟子所处的时代，墨子和杨朱可算得上是另外两位影响重大的思想家。孟子这样批判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1可见，墨、杨两家在当时的影响力。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尚同、尚贤。2杨朱主张“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3从文献与文本上看，杨朱之学后来基本失传了。墨子尽管留下了篇幅较长的《墨子》一书，但至战国末期与秦汉统一，墨家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后来就成了无足轻重的一个流派。4这也是本书主要研究

儒法道三家政治理论的原因。

逻辑反思

首先，本书要挖掘的是儒家、法家与道家不同的基本人性预设。基本人性假设或者人性论，对任何理

论都是非常重要的。人是万物之灵，但我们想要理解这个世界，想要给这个世界提供政治解决方案，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种？这就关系到基本的人性假设。无论是性本善，性本恶，还是性本无，不同的人性论都会影响思想家与哲学家对世界、对社会的基本看法。儒家、法家与道家政治理论的分野，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思想流派秉承着不同的人性论，或不同的基本人性假设。

其次，本书还试图解构儒家、法家与道家的个群关系假设。这里的个群关系，就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跟个体与群体关系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后面的讨论会呈现，不同的主要思想流派不仅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性假设，而且对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看法差异巨大。比如，就英国普通法传统来说，个人及其权利被置于较为崇高的地位，政治权力的扩张和对个人的干涉是需要充分论证的事情。这意味着，在近代英国传统中，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个体拥有某种优先位置。1那么，儒家、法家与道家分别有着怎样的个体与群体关系假设呢？这种个群关系

的假设又如何影响他们的基本政治观点呢？这是本书后面会专门讨论的问题。

再次，本书还要分析为什么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思想与学说能广为传播并流传后世。要知道，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杂家等都是较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其实，当时还有许多规模与影响力更小的思想学派和思想家。问题是，在诸子的竞争中，为什么主要是儒家、法家和道家最后成了中国轴心时代思想与哲学的中流砥柱，并支配了后世中国人的精神与观念世界呢？简而言之，这大体上跟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这三个思想流派的政治理论与哲学思想本身，二是这些思想流派跟特定社会或时代诉求的匹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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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意义表达、严密的分析逻辑，

解剖中国传统思想史的真问题，以现代心灵抵达古代世界，

实现跨越古今的有效对话。

用现代政治理论，以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走出理解古代先哲的新路径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路径，就是以思想家的著述为主，根据主题分门别类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评论。如果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今日或未来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只聚焦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情境与议题。否则，这样的研究，对绝大部分非专业人士而言，将会丧失吸引力与影响力。

本书试图超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路径，而以一种全新的路径和方法来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总体上，本书试图基于这些经典文本，结合政治史，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以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用新方法来对中国轴心时代儒法道三家的政治理论进行全新解读，并以严密的逻辑进行反思。

跳出传统路径，用新的分析框架解读和反思儒法道三家的政治理论

本书主要为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主要政治理论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儒家、法家、道家的典籍进行文本解读，着重讨论这些思想流派的问题意识、理论解释、政治解决方案与理想社会模式；第二部分是对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理论进行逻辑反思，着重关注这些思想流派的基本人性假设、个群关系（个体—群体关系）假设、可能的理论优势以及在核心逻辑上存在哪些问题。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本书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理解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理论。

用这样的方法去解读和剖析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是期待能跳出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诠释为主的路径。

大胆而系统地检讨儒家、法家与道家政治理论的逻辑问题

无论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还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与庄子，在提出问题、提供理论解释、提出政治解决方案，以及构想理想社会模型时， 他们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阐述或呈现的吗？还是说，他们的政治理论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逻辑上不自洽的地方？如果这些理论本身存在较多的逻辑问题，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些理论呢？

本书会对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进行基于严密逻辑分析的大胆检讨与反思。

媒体评论

我最看重的，是他以现代的政治学眼光，介入传统的思想史问题。我读过包刚升撰写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和《政治学通识》，很佩服他研究政治学时，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意义表达、严密的分析逻辑，而他的这些特长，同样呈现在这本著作中。——葛兆光

前言

包刚升《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序

政治思想史这个领域，由于必须横跨政治学和思想史，换句话说，必须兼通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至今仍需要一些新的探索。

并不是说中国学界过去没有好的政治思想史著作。无论是早年的陶希圣、陈序经、钱穆、萧公权，还是后来的刘泽华，他们都撰写了至今仍应当时时放在手边参考的重要著作。像萧公权归纳的古代中国多政术而少政理，多因袭而少创造，像刘泽华先生用“王权主义”统摄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其实，都已经触及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盘。不过，这里面除了萧公权先生受过严格的现代政治学训练，撰写过政治多元论方面的政治学著作之外，大多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还是历史学出身，这也许多多少少增添了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色彩，而缺略了政治思想史的社会科学性质。

说一点我个人的体会。几十年来，我和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学者有不少交往，其实，无论是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学者交流，还是阅读日本的政治思想史著作，你都会感觉到一些与中国不同的“日本特色”，这特色里最明显的，就是他们都属于大学的法学部，而不是在历史系。像我熟悉的东京大学，丸山真男、渡边浩、苅部直等都是社会科学出身的学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深受政治学训练，当他们重新梳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政治学那些严格的术语、角度、进路就会重新整合各种政治思想的历史文献，而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 “统治的权力”“政治伦理”“合法化或正当性”等，一方面像聚光灯，把这些政治问题在历史上的演进凸显出来，构成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一方面像格式化，把日本政治史上最重要的“国体”“帝国”“天皇”“幕藩制度”“显密体制”等政治思想内涵，重新做了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诠释。

我之所以要向读者隆重推荐包刚升教授这本著作，并不是因为他是我在复旦大学的同事，也并不是因为他在古代文献上有多少开拓，历史叙述上有多少新说，思想透视上有多少深刻。坦率说，同样治古代思想史，我欣赏他的某些判断，但并不完全赞同他对传统政治思想的分析；作为历史学者，我在赞赏他的逻辑力量时，也对他的历史与文献方面有不少批评。但是，我最看重的，是他以现代的政治学眼光，介入传统的思想史问题。我读过包刚升撰写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和《政治学通识》，很佩服他研究政治学时，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意义表达、严密的分析逻辑，而他的这些特长，同样呈现在这本著作中。比如说，当他用礼制、伦理、仁政、君子来描述儒家，用强君、农战、法制和赏罚来归纳法家，用循道、柔弱、无为、弃智总结道家，他论述的儒法道三家政治解决方案的“四支柱”，确实清晰而明快，应当说显示了社会科学家的条理；而他用问题、理论、方案、理想模型分析儒法道，用个人与群体的预设和逻辑讨论先秦思想的不同，用政治学的权威与自由、保守与进步等概念描述轴心时代思想光谱，用政治全能主义的概念以及宪法、法治、民主和分权如何制衡政治权力来讨论法家，也把现代政治学的概念、角度和分析，以及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特别是，现代的政治学来自西方，当他从现代政治学进入传统思想的时候，西方理论和东方思想就在不断对话。

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我曾想象，他在撰写这本著作时，眼前一定会不时闪过政治学领域那些西方身影，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哈耶克、阿伦特，甚至福山，而这些来自西方的身影，虽然并不一定在正文中现身说法，但一定会作为隐约的比较背景，出现在包刚升对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解中。

我很想提醒本书的读者，请特别注意书中的若干图表，这算是本书的一个特色。历史学家也许往往担心图表这种形式，会切割思想学说之间的连续与交错，但社会科学家则擅长用这种简明清晰的呈现方式，让读者一目了然地获得理解框架。其实，图表不仅容易帮读者理解，而且也反过来不断对论述自我条理。这和过去各种政治思想史著作不太一样，或许可以说是作为政治学学者的特征？过去，一些人总想提倡“以中国解释中国”，觉得这样才“原汁原味”，其实这是一个幻想，因为没有“他者”的对比，容易陷入自我想象，仿佛拔着自己头发离开地球，其实最终还是在传统泥沼之中；也有一些人总想提倡“回到古代”，觉得这样理解才能把握历史的“全须全尾”，其实也是一个误解，因为没有现代的概念和观念重新分拆整合，不大容易看到历史的特征和变化，就像文史哲现代学科虽然重新切分了古典的经史子集，但也让原本混沌的古代文化呈现出可以理解的面目。

在这里，我不想说推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结合这样的大话，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以现代政治学眼光来重新审视古代思想，也许，这就是像包刚升这样的政治学者介入传统政治思想史最大的意义？

葛兆光  2023年5月于上海

书籍介绍

敏锐的问题意识、清晰的意义表达、严密的分析逻辑，

解剖中国传统思想史的真问题，以现代心灵抵达古代世界，

实现跨越古今的有效对话。

⭐用现代政治理论，以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走出理解古代先哲的新路径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路径，就是以思想家的著述为主，根据主题分门别类进行梳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与评论。如果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今日或未来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只聚焦于中国古代政治的情境与议题。否则，这样的研究，对绝大部分非专业人士而言，将会丧失吸引力与影响力。

本书试图超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研究路径，而以一种全新的路径和方法来重新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总体上，本书试图基于这些经典文本，结合政治史，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以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用新方法来对中国轴心时代儒法道三家的政治理论进行全新解读，并以严密的逻辑进行反思。

⭐跳出传统路径，用新的分析框架解读和反思儒法道三家的政治理论

本书主要为理解中国轴心时代的主要政治理论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儒家、法家、道家的典籍进行文本解读，着重讨论这些思想流派的问题意识、理论解释、政治解决方案与理想社会模式；第二部分是对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理论进行逻辑反思，着重关注这些思想流派的基本人性假设、个群关系（个体—群体关系）假设、可能的理论优势以及在核心逻辑上存在哪些问题。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本书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理解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理论。

用这样的方法去解读和剖析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是期待能跳出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诠释为主的路径。

⭐大胆而系统地检讨儒家、法家与道家政治理论的逻辑问题

无论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与韩非，还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与庄子，在提出问题、提供理论解释、提出政治解决方案，以及构想理想社会模型时， 他们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阐述或呈现的吗？还是说，他们的政治理论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逻辑上不自洽的地方？如果这些理论本身存在较多的逻辑问题，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些理论呢？

本书会对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进行基于严密逻辑分析的大胆检讨与反思。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讲述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理论的学术著作。中国轴心时代的政治理论始终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政治文明演化的资源，为此，本书试图基于经典文本，结合政治史，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轴心时代三大主要思想流派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政治理论予以重新梳理，主要着眼于两个层次：一是文本解读本身，包括儒法道三家的问题意识、理论解释、政治解决方案和理想社会模型；二是儒法道三家政治理论的逻辑反思，包括它们的基本人性假设、个体群体关系假设、可能的理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