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邓小南学术文化随笔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本书作者是著名宋史专家，在宋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本书汇集了她关于史学研究、 教学的思考，也收录了她对不少师友的深情回忆，勾勒出一幅丰富而生动的学术面貌，文字清晰，细节丰富，读来让人娓娓忘倦，对于史学研究很有启发。

上篇：序引·导读·致辞

涵沐于勃勃生气中 ----《朗润学史丛稿》自序

一路走来 ----《宋代历史探求》学术自述

问题的提出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序引

邓广铭先生与《岳飞传》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本导读

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 ----《唐研究》研究专号序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 ----《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序言

铺路于希望之途 ----《唐宋女性与社会》前言

《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推荐序

涵育学术，激活思想 ----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上的致辞

希望正在于未来 ---- “文研周年”活动致辞

建设民间学术团体 ----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闭幕式致辞

“山水”与“社会”----“山水社会：一般理论及相关话题”研讨会致辞

学术对话与学术活力 ----哈佛大学“9-15世纪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辞

中篇：随笔·访谈·讲座

多种学术语境下的“深度对话”

历史研究要强化史料辨析

宋代史料整理二题

“立纪纲”与“召和气”：宋代“祖宗之法”的核心

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

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再谈对于宋史的“再认识” ----《澎湃新闻》访谈

人物研究不宜限于是非毁誉 ----在吕惠卿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妇女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与学术规范----“历史学与社会性别”研讨班发言

激发学习热情，展现历史魅力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访谈

谈“成长”与“长成” ----“教授茶座”对话录

下篇：思念·追慕·忆往

父亲后的日子

想念父亲

硕学宗师：缅怀郑天挺先生

仰望大师：纪念唐长孺先生

坎坷与博通：吴天墀先生百年

跟随王先生念书

漆侠先生与历史学

先生的尊严：悼田余庆先生

天然清流，不杂渭泾：忆浦江

我和三队的孩子们

后记

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曾在多所海外学府讲学并从事学术合作。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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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两宋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是交错并存的，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就今天的主题而言，在座专家云集，我个人则对茶艺、器用等方面的内容了解有限;所以今天只能尝试讲一些“边缘性”的内容，算是敲个边鼓，也藉以向各位求教。

对于宋代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定位，中外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认识。总体而言，学界对于宋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有高度的肯定，同时对这个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产生的突出问题，也有非常严肃的讨论。谈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势必涉及他们在当时的“生活圈”。所谓“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环境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下面我们分三个方面，简单地谈谈。

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首先要从赵宋王朝的立国形势开始讲起。宋代的立国形势，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就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宋代所处的历史时期，始终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外部压力，事实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朝”时期。宋代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疆域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则更是偏安一隅。这样的外部环境，给宋代的历史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整体格局之下，对外贸易交流的出发点转向东南沿海，才出现了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从考古发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产品已不再是丝绸，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银器、铁器。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上考古现场的照片。2月24日《文汇报》刚刚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海一号:沉睡八百年的繁华》。

宋代的历史呈现着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有非常开阔的研究空间。我们既看到两宋三百年，经济、文化、制度建设方面有着辉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觉到王朝末日的苍凉。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这样酷爱艺术的帝王，对“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实际上并不是三百年的“太平盛世”，而是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生活寄托。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可以看出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总体来说，宋代外部压力沉重，就国内政治局面而言，“稳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标。对于民间文化发展、经济事业、社会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趋势而未予过多干预。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镇阳读书》，《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2b页)。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的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的精神。

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曾经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6页)。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

比较一下唐宋两代的都城，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都市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的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近大家正在讨论“封闭式小区”是否要开放，唐代的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的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的结构，基本上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的“行在”临安也是如此。描绘宋代都城繁华景象的笔记之类文学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画卷，比方说描写北宋后期东京开封都市风貌的《清明上河图》，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对于南宋都城临安，当时的笔记如《梦粱录》《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等等，都叙述到了杭城内外的市井繁华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足见杭城繁盛耳。”(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近几年在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发现的《西湖清趣图》，有学者认为它所描绘的就是南宋时期临安西湖一带的繁盛景象。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成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文学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当时，在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晚唐五代，词作开始从青楼楚馆走出来，到宋代已经蔚为大观。以北宋词作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和《定风波》为例，前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写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则体现了世俗女子的生活追求与内心情事　(柳永著，薛瑞生校注《乐章集校注》，卷中“林钟商”、卷下“仙吕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9、194页)。由此我们看到宋代词作家“清雅”与“俚俗”并存的审美风尚。

文化知识、文学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术手段，像雕版印刷的发展，就成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当时不光是国子监和地方官学，私人的家馆、私塾，以及社会上的书铺，都可能刻板印书。宋人如邢昺、苏轼，都曾经提到印刷术对于知识传播的帮助，说“书板大备，儒者逢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六〇，景德二年五月戊申朔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33页)。南宋史学家王称《东都事略》的绍熙刻本，目录后有牌记标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王称《东都事略》目录，台北:“中央图书馆”1991年影印宋刻本，第26页)，可见当时已经有了“版权保护”的明确意识。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近年来伴随着人文资料数据化的进步，有些学者尝试利用关系型的数据库　(例如CBDB)　进行士人人际网络的统计与分析，绘制出一些示意图。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北宋中期司马光、苏轼、程颐等人不同层次的交往关系。

当时这些士人的交游活动非常兴盛。像真率会、耆英会、九老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 不穷。有时，“耆老者六七人，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五物，殽膳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也。命之曰‘真率会，”(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26页)。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期朋约友”相互会聚的场所。《梦粱录》的相关记录就提到:“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茶肆》，《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262页]

不仅是在这些城市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喜欢交游访友的去处。像洛阳的花圃、苏州的园林，一些名人宅邸里边都有频繁的交往活动，苏州城内的中隐堂、崑山附近的乐庵、松江之滨的臞庵，都是这样的地方。史称“臞庵在松江之滨。邑人王份有超俗趣，营此以居。围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屿，景物秀野，名闻四方。一时名胜喜游之，皆为题诗”。时人以为“心闲事事幽”，四方友朋、挂冠而归的“耆德硕儒”，经常往来酬酢，“极文酒之乐”，“以经史图画自娱”「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一四《园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西园雅集图》以及米芾所写的《西园雅集图记》，早为大家所熟知。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就是当年像苏轼、苏辙兄弟以及黄庭坚、李公麟这样一些菁英人物汇聚于驸马王诜园邸，赋诗、题词的盛事。往来之际，煎茶点茶、酌酒吟诗，如王十朋所说:“会同僚于郡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梅溪集》后集卷十三《会同僚于郡斋》)　文人士大夫常常流连忘返于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之中。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张淏著，张宗祥校录《云谷杂记》曰:“今人以物相遗，谓之‘人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5页)。

总的来看，宋代文人可能从事形形色色的公务事任，进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动，也有很多独处的时间;在不同的空间场合、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发展出了丰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现出士人的多样性情。

大俗大雅：对于意境的追求

台湾“中研院”院士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陶晋生《宋辽金元史新编·绪论》，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第5页)　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而言，应该说，受到了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持平常心，注重“当下”，这些思想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扬之水先生曾经说:“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2015年6月20日，扬之水先生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美学散步文化沙龙”中以“风雅处处是平常:宋人书房及书房清物”为主题的演讲)这样的时代特点，应该与禅宗的影响相关，解道悟法者，行住坐卧运水搬柴处处是道;新儒学的兴盛，也强调天地之间无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当时“游于艺”的观念，正是被置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样一种整体框架之下予以认识的。

如上所述，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艰困忧患和繁荣辉煌实际上是交错并存的。而在这种整体氛围中，包括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元，都成为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一时英杰既有征战沙场时的豪迈气魄、激昂奋发，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间柔肠、儿女情怀。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

“雅俗兼资，新旧参列”(孙何《论官制》，见《宋文鉴》卷四三)，是北宋名臣孙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国理政原则。由此我们也看到，就时人观念而言，所谓的“雅”与“俗”，在日常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熹在与学生谈话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说:“天地与圣人都一般，精底都从那粗底上发见。”(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八《张子之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册，第2507页)南宋中期的文人韩淲，在其诗作中也说:“雅俗岂殊调，今古信一时。”(韩淲《涧泉集》卷五，收入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宋集珍本丛刊》第70册，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64页)　可见精与粗、雅与俗在当时的人看来，并非绝然割裂的两个方面。宋人的雅俗观，他们在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都带来了一种新的气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简约，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特点之一，在绘画上、瓷器上以及其他许多器物上都渗透浸润着简约之美。南宋的刘安节在谈论治国理政方针时，也提出“王者之治”应该是“至简而详，至约而博”(刘安节《刘左史文集》卷二《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宋集珍本丛刊》第31册，第477页)　的。这种观念贯彻在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时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则都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看到，与隽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书写着“忍”、“招财利市”之类世俗字样的器物。这种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动体现出贯通两宋的文化风情。

综上可见，两宋时期，面对严酷的内外挑战与生活压力，士人民众迸发出坚忍顽强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创造出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与感人至深的精神遗产。

雅与俗，关系着宋人赡蔚丰润的文化意识;复古与创新，体现着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如朱熹所说，“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四《论语·述而篇》，第3册，第866页)　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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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学生说,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泥土中,才能“活”得了。“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新议题、新视角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制度条文,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人所未发。也就是说,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对于宋代尚书内省的研究,算是对于该认识的一次实践。

我们所面对的“历史”本身,无疑是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的真实场景一过即逝,而对于这种“真实”的追求,却是漫长而无止境的过程。学人之所以会乐此不疲,是由于其中充满着往复对话,充满着新材料、新思维的刺激,充满着再认识的兴奋。这种“再认识”,本质上是批判性的:既有敏锐的观察,又有沉潜的琢磨;既包括对于个别史料、史事的审视辨析,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路径的探索与反思。

历史学不是能够急功近利的学科,而是充满人文关怀、睿智博通的学问,带给我们深邃的人生体悟。当今的中国,自历史中走来;无论个人具体的追求是什么,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日与明天。这种丰厚的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精神上充实感的由来,也是历史学的核心价值所在。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母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从未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生活在一个艰难与期望并存、坎坷与憧憬共生的时代,从前辈到我们,都有诸多无奈,也有不甘放弃的奋争。“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老庄的哲思,稼轩的慨叹,时常在心中盘桓。

当时已经年近八旬的父亲,是我的硕士导师。在我求学的路途中,先父对我干预不多,影响却是切近而深刻的。他早年提出的研治史学的“四把钥匙”,即年代学、目录学、职官制度和历史地理,此时不断被学界提及。三年研究生阶段,大体上奠定了日后的方向。记得父亲送给学生们的第一部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布置我和同门阅读的第一部史籍,是南宋史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安排给我们的第一篇作业,是读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的研习札记。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还允许研究生借阅线装书,我们时常抱着蓝色函套的《长编》回宿舍,间或路上遇见,不禁相视会意而笑。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宋史之路,是从唐史之路开始的。父亲曾经说,“照实说,小南并不是在我的指引之下,而是在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教授的加意指引之下而掌握了治学途径的”。我在本科期间曾经跟从王永兴、张广达先生读敦煌文书、读《唐六典》、读《唐书》职官(百官)志,由此开始关注唐代制度。当时面对着一个个陌生的词汇,随着先生们层层次次追索展开,感觉十分新鲜,甚至莫名的激动。研究生期间的选题,实际上是顺着唐代制度延伸下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青年学生在硕士阶段以制度史研究为题,有利于凿实基础,是不错的选择。

书籍介绍

本书作者是著名宋史专家，在宋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本书汇集了她关于史学研究、 教学的思考，也收录了她对不少师友的深情回忆，勾勒出一幅丰富而生动的学术面貌，文字清晰，细节丰富，读来让人娓娓忘倦，对于史学研究很有启发。